[中图分类号]B0-0 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被看作终结哲学的哲学家，并显示某种前后继承关系。将他们加以比较有几十年断断续续的历史，但近些年已明显加强。维特根斯坦后期通过斯拉法(P.Sraffa)接受马克思的影响，这一事实说明将他们加以比较有合理依据。然而三个原因导致学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不够重视：第一，马克思主义传统有前科学或科学主义倾向，使许多维特根斯坦学者保持谨慎甚或敌意；第二，那些采纳维特根斯坦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受的影响不是来自对维特根斯坦的肯定，而是对他的批判(尤其来自E.盖尔纳的批判①)；第三，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具有“非政治性”甚至政治上保守的观点，阻碍了热衷于社会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兴趣。②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努力消除这些问题，并透过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表层差异而看到其中某些重要方面的深层趋同。相信这种努力对深入研究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会彼此助益。鉴于篇幅，本文限于马克思前期文本中和维特根斯坦后期文本中相关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内容上聚焦哲学观这一宏观层面。 一 哲学话语的性质 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是西方哲学自我更新的重要环节，诊断哲学话语是他完成这一更新的基本路径。维特根斯坦则全面转向哲学话语的解剖，力图消解整个传统哲学(包括马克思哲学)，从而把西方哲学的自我更新提到新的高度。 虽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已开始对德国哲学的清算，但《神圣家族》才是马克思进行哲学话语诊断的真正起点，他(和恩格斯)正是据此一层层剥开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思辨唯心主义。这些人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③，竭力将群众语言改造为“高深莫测的词句”④，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即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⑤。这些人之所以不能形成完整的思想，是因为他们尚未形成表达自己思想的语言。⑥这种语言的拙劣和思想的歪曲归根结底来自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话语缺陷：“一切问题，要能够给以回答，就必须把它们从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⑦ 《德意志意识形态》将哲学话语诊断提到新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话语。费尔巴哈则向前迈进了几步，但“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⑧。在布鲁诺那里，“关于现实问题的哲学词句就是现实问题本身……实有的只是自我意识这种赤裸裸的抽象词句……实有的只是这些[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一切哲学范畴或名称归结而成的赤裸裸的哲学词句，即实体”⑨。在施蒂纳那里，“思辨的观念、抽象的观点变成了历史的动力，因此历史也就变成了单纯的哲学史”，而哲学史又被肆意歪曲为“唯一者”神学。⑩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辨哲学话语的分析批判得出如下结论：“对哲学家们来说，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11)对思辨哲学话语的这一评判得到当代学者H.雷德耐尔(Harry Redner)的高度评价：“马克思是在新的语言概念的基础上对形而上学清楚地加以解构的第一个思想家……在马克思哲学中，对形而上学的解构和对新语言概念的制造紧密联接着。被看作形而上学外衣的语言被消解了。马克思开始注意到，形而上学被语言包裹着。”(12) 马克思将新黑格尔派哲学语言当作形而上学的典型话语加以批判，他因而被当代哲学家认作维特根斯坦的先驱。(13)区别只在于，维特根斯坦比马克思处于反对形而上学更为激烈精到的新时期。科学门类更为独立、科学成果更多产生和科学方法巨大进展一起产生影响，思想家们对于语言和逻辑的敏感远超以前，哲学亦前所未有地关注自身的方法论和话语性质。这是包括维特根斯坦哲学在内的语言分析哲学兴起的科学前提。新的科学和逻辑将形而上学话语推到批判性考察的最前沿，维特根斯坦因而终生以消灭形而上学为己任，认为“全部哲学乃是‘语言批判’”。(14) 与前期认定日常语言掩盖思想的逻辑形式而产生各种无意义的哲学胡说相反，后期维特根斯坦不再归罪日常语言本身，而是归罪使用日常语言的人。正是使用日常语言的人误解语言的本性，脱离使用语言的生活情景，将语言表达形式的逻辑崇高化，将思想的秩序完美化，将语言符号的概括神圣化。将哲学家们对日常语言的错误使用或使其“空转”看作产生哲学问题的根源，表明维特根斯坦接受了马克思的影响。学者们推断，斯拉法在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中严肃地批判《逻辑哲学论》对人类意向行为的漠视，因为社会关系不同于自然事实，前者包含着复杂的边界不定的行为情景，需要人们依据规范的标准加以理解，这些是自然世界无法提供和确定的。(15)正是斯拉法的这类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判，促使后期维特根斯坦发生“人类学”转向，将语言在生活形式中的使用设立为评定哲学话语性质的背景。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家们执迷于“准确性的唯一理想”(16)，认为“逻辑是崇高的东西”(17)，发掘语言表达式中“唯一一种充分解析的形式”(18)，沉醉于“对语言、句子、思想的本质的追问”(19)，寻找“一种秩序，世界的先验秩序；即世界和思想必定共同具有的种种可能性的秩序”，“超级概念之间的超级秩序”(20)，追求“一定藏在现实里”的“理想”(21)，最终踏入“逻辑的水晶般的纯粹”而难以自拔(22)。哲学家们(包括他自己前期)乐于使用超级词语“世界”、“对象”、“在”、“经验”、“语言”、“思想”、“逻辑”、“真理”、“句子”、“名称”、“我”，被语言的一幅幅图画所囚禁。这些词语原本都是我们生活之流中的普通词语，即便其含义多样、分歧、流动，也并不影响它们的正常使用。哲学家们受到不同图画的诱惑，才将这些词语从实际使用中悬置起来，形成种种哲学问题并被它们囚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