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1-0049-07 依据“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抑或“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特征，可以这么说，我们正处于“后—”世界时代。“后—”世界时代特殊的政治生态是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意识的支配形式。所谓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即是说意识形态不再是“虚假意识”，而是处处以“真理”的形式呈现，甚至不再以“意识”的形式呈现，而是直接呈现于实践之中。犬儒主义对意识形态的传统批判模式提出严峻的挑战，因而，如何发展新的批判新模式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议题。对这一议题作出杰出贡献的理论家，无疑是当代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锋、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异类哲学的领军人物齐泽克。本文择取齐泽克在建构理论逻辑过程中重点涉及的一个论题，即“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进行思想史的梳理，试图通过齐泽克的视角揭示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提供借鉴。 一、问题源起：以海德格尔为中介重构康德的“先验想象力”范畴 齐泽克是对“后—”世界时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提出最尖锐挑战的理论家。因为他不仅一般地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不可终结，还把意识形态推到了人的生存根基的存在论极端。齐泽克的这一推广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颠覆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主体认识论模式，还开启了“后—”世界时代意识形态批判如何可能的新路向。齐泽克的核心思路：意识形态不在认识论“知”的意识领域而在存在论“行”的无意识领域，以及他为此做出的独特论证，对当代学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的工作并不是像各种“后”学理论那样独断判决哲学传统的死亡，但又不拘泥于哲学传统，而是从哲学传统中推论出意识形态批判的全新模式。总体看来，齐泽克的新颖之处在于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创造性的精神分析学解释。但在齐泽克那里，德国古典哲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理论中介，即“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正是因为这个中介的存在，德国古典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两个完全异质性的理论才有了融合的可能，并为我们从“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这一线索出发准确把握和定位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提供了可能。 所谓“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主要指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对“先验想象力”概念所做的存在论解释。海德格尔的解释引起最广泛的争论，争论核心围绕海德格尔的“解释暴力”而展开[1]，即把想象力解释为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源是否存在过度解释的问题。与海德格尔同时代的胡塞尔、卡西尔等众多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是粗暴、武断的，是海德格尔“运用武力侵犯康德的思想体系”[2]，是为了从康德那里寻求存在论的支持而歪曲了康德的原意。齐泽克一方面从形式上肯定了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另类阅读是一种哲学的推进。是对传统的解构式拯救，另一方面他又从内容上否定了海德格尔真正揭示出康德“道说中未被道说出来的东西”。[3]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在重新阅读康德著作的过程中，齐泽克围绕“先验想象力”范畴提炼出一条隐秘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发展线索，从而实现了自身思想理论的提升与逻辑建构。 概括说来，齐泽克格外推崇以海德格尔为中介重新反思康德“先验想象力”范畴的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对革命及革命主体的现实诉求及其所引发的主体哲学的复兴。与“先验想象力”范畴相对应的是主体观念。在康德那里，主体是纯粹自发的能动性的活动，对这种具有构建性功能的主体的反思是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核心要义。先验想象力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种纯粹自发的主体能动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它构成了哲学的最高点和一切的前提，影响着康德之后主体哲学的发展方向。但是，主体哲学在20世纪遭受了空前的批判和反思，如何抵制这种反-主体的哲学倾向，并把它与马克思哲学所强调的主体观念结合起来，是当代西方左翼共同面临的理论难题。由于二战以来后工业社会的转向和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右翼的崛起，使得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日趋下降，这就对赋予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和“资本主义掘墓人”使命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重大挑战。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革命是否可能以及革命如何可能，就成为迫切的时代问题，因而关于革命主体的探讨也就成为当代西方激进左派的理论主题。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将主体哲学理论与革命政治实践关联起来，是当代西方激进左派的共同旨趣。对于齐泽克来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转换主体观念。如果说，笛卡尔以来的“主体”主要是一种“承担者”和“支撑者”，是自我确定性和现代社会构建的基本原则[4]，那么，齐泽克要阐明的是这种作为根基的主体“被遗忘”、甚至“未被承认的内核”[5]，这个“内核”指的就是一种生成性的主体性原则。在齐泽克看来，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的存在论解释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2.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诉求及其所主导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的转向。面对革命主体逐渐消失的现实困境，激进左派的理论逻辑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是把解放的革命姿态转向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二是把具体的工人阶级重新转换为抽象的历史主体。这两个维度的深入促成了激进左派的社会批判逻辑的转向。正如安德森所指出，这个转向的支撑就是意识形态批判。也就是说，对革命及革命主体的现实诉求最终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具体说来，20世纪崛起的激进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逻辑大致沿着两个路径演进：一是由卢卡奇开启到法兰克福学派结束的以主体性为核心的人本主义路线，卢卡奇乐观地把欧洲革命困境诊断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并基于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把阶级意识视为对物化意识的克服和革命的起点。卢卡奇开创的这种主体性思路后来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视，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以及主体对客体的控制所产生的同一性思维，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可以说，人本主义的主体性思路对于激发革命阶级的主体意识具有策略性的意义。二是阿尔都塞学派的“无主体”的结构主义路线，它是对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主体性思路的反动。阿尔都塞认为，“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6]，依据阿尔都塞的这个观点，主体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也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因此，人并没有成为主体，主体是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就是消解主体的神话。可见，结构主义以更加深刻的方式揭露了主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在齐泽克看来，阿尔都塞是开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的关键人物，但阿尔都塞的理论不够彻底。这就需要以先验想象力为入口，重新建构阿尔都塞开辟的非常有希望的探究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