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3 “十八大报告”中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2015年4月，习近平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中，提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地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文化即人化，是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双重建构中所形成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的境遇反映了人的命运。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对未来文化进行构想，通过倡导新的文化创造，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脉络 马克思指出：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6页)同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辩证发展过程。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相辅相成，自然的辩证法就是生命进化的辩证法，社会辩证法或历史辩证法也就是人类命运的辩证法，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历史，是人化自然的生成和发展过程决定了人类命运的演进史，是人类在展示自我、表现自我过程中铸就自身命运的辩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真正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的世界历史视野，来考察人类命运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将共同体描述为边界不断扩展变化、内涵不断丰富的人群集合体，经由“天然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冒充的)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个体自由逐渐展开并得以真正确立的过程。《共产党宣言》对社会主义的界定正是集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一)从“天然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揭示出，从蒙昧时代到文明时代，是不断超出家庭血缘关系的范围，进展到更广泛的交往范围的历史过程：“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3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历史地考察了“天然的共同体”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的演进过程。最初，在家庭共同体(也是家庭所有制)中，“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6页)然后是部落所有制，它以部落共同体为基础；继而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它以公社和城邦国家共同体为基础，即“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同上，第521页)；再者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同上，第522页)在此之后，才发展出资本主义早期的工场手工业共同体，并逐渐形成了大工业共同体，进而产生现代意义的国家共同体。 “天然的共同体”瓦解之后，人的命运在现代社会得到改变。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主体性的觉醒，作为人类共同体中的个体才能真正思考、反思自身的命运。对于这种主体性的乐观而又深邃的描述，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为典型。他揭示出生命不是无差别的、僵死的“实体”，而是产生差别、克服差别、重建自身的同一性的“活的实体”，是自我实现、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着的主体。现实世界是生命发展历程的外化，人类的自我觉解要经历一条“螺旋式”上升的道路：“先前有过的然而又是从知识中新产生出来的定在——是新的定在，是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精神形态。……在实际存在中，这样形成起来的精神王国，构成一个前后相继的系列，在这里一个精神为另一个精神所代替，并且每一个精神都从先行的精神那里接管(精神)世界的王国。这种代替和接管过程的目标是‘秘奥’的启示，而这种‘秘奥’就是绝对概念；因此，这种启示就是绝对概念的‘秘奥’的扬弃，或者说，就是绝对概念的广延，即这个在自身内存在着的‘我’的否定性……惟有‘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起泡沫’。”(黑格尔，1981年，第275页)这个“精神王国”，就是自在性与自为性相统一的“自由王国”，黑格尔表达出用“理念”不断改变自身命运的思想：“生命的理念不仅必须从任何一个特殊的直接的个体性里解放出来，而且必须从这个最初的一般的直接性里解放出来。这样，它才能够达到它的自己本身，它的真理性。从而，它就能进到作为自由的族类为自己本身而实存。”(黑格尔，1980年，第409页) 这个“自由王国”，在黑格尔那里不过是“变戏法”的主观幻象。思想启蒙随之而来的是恶性竞争，以及消费社会的陷阱。正如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曾归纳过的“启蒙辩证法”：倒退寓于进步之中，野蛮伴随文明而来；进步越大，倒退愈甚；文明越发展，野蛮的威胁也就愈大——“今天，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另一方面，个体又从机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诱导。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精确信息的泛滥，枯燥游戏的普及，在提高人的才智的同时，也使人变得更加愚蠢。”(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第4页)由此可见，启蒙思想家精心策划并论证的“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虚幻的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