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论政治主体的形塑

作者简介:
哈兹米格·科西彦,Razmig Keucheyan,法国索邦大学。

原文出处:
国外理论动态

内容提要:

重塑解放政治的革命主体是当代激进左翼理论的核心论题,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从各自的政治哲学创构出发对这一总问题进行了探讨。朗西埃将“无分之分”奠基于政治与治安的对立,为了在可感物的分配上将智识平等原则公理化,政治闯入治安,并触发了“去身份化”过程,正是此种与同一性的间离化为新政治主体的形塑开启了可能性空间。巴迪欧认为,主体的建构源于创生性事件,政治真理的普遍性存在于个体对事件的忠诚,基督复活事件使所有主体间的差异平等化,从而为一种普遍主义革命主体的生成提供了前提。在对笛卡尔式的“我思”进行拉康化重构的基础上,齐泽克指认主体乃是生成于实在界与象征界间隔之上的“消隐的中介”,主体是现实的个体或共同体得以形塑自身的前提,因此其位置在形式上必须为空。在今天这个去政治化的时代,真正的激进左翼必须重新回到列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6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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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均是当代最著名的批判理论家。朗西埃的《民主之恨》,巴迪欧的《萨科齐的意义》和《共产主义假设》,以及齐泽克的大多数著作——例如,《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其标题受电影《黑客帝国》(它自身又是源自鲍德里亚的观点)的启发——都赫然出现在近些年社会科学领域的畅销书单之中。这几本书在他们艰涩的作品集中算是最容易理解的。它们与其作者的专业——哲学——或者(用巴迪欧的说法)“以政治性为前提的哲学”有关。被这三位思想家所吸引的读者群体的规模表明,当今的批判理论在社会不同阶层中都引起了反响,特别是在那些政治上的激进分子中。

       在向后结构主义转型的当口,结构主义发生了一个“事件转向”(turn to the event),也就是说,它使得社会现象的偶然性特征日益被人们所重视。可以说,这一转向肇始于福柯1970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随后,在德里达和德勒兹的著作中得到了明显的延续,二者都是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总体化”趋势的批评者。

       朗西埃和巴迪欧便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凸显出来的。他们是20世纪60-70年代法国哲学家中的年轻代表。时间将会证明如此看待他们是否合适,或者也可以将他们视作不同于福柯、阿尔都塞、巴特、德勒兹和德里达的新一代思想家的首席代表。尽管如此,若是离开1968年的“五月风暴”及其理论后果,朗西埃的“无分之分”(即不属于任何部分的那个部分,part of those with no part)理论与巴迪欧的“事件”(event)理论将无法被理解。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齐泽克,尽管更为间接。与朗西埃和巴迪欧相比,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更为年轻,他通过在法国学习并受某些代表人物——特别是拉康——的影响,也从属于当代法国思想的语境之中。但是,齐泽克还属于东欧世界,在其祖国处于“社会主义”时期,他一直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一、雅克·朗西埃:无分之分

       朗西埃的作品主要关注三个领域:政治理论、教育哲学和美学。像其他主要作品一样,朗西埃的著作颠覆了现有范畴,而且没有留下尚未触及的领域。朗西埃哲学著作的显著特征是对那些迄今为止仍旧分离的问题式进行创新性的联结。他在美学领域发展出的“可感物的分配”(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这一观念便与他所指称的政治领域的“治安”(police)联系起来,这使得他能够辨识出美学与政治之间的隐秘联系。而他在《无知的教师》中阐述的教学原则最终指涉的则是“智识平等”(equality of intelligence)的公理,其潜在的政治结果可被轻而易举地想象出来。

       和巴里巴尔一样,朗西埃起初是阿尔都塞的追随者。他也是《读〈资本论〉》的作者之一,他写的那一章标题为“批判的概念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1844年手稿》到《资本论》”。1974年,朗西埃出版了《阿尔都塞的教训》,与其老师决裂。一年后,他创办了哲学一政治团体和杂志《逻辑的反抗》(Les Révoltes logiques)。这一名字的灵感源自诗人亚瑟·兰波(Arthur Rimbaud)的诗《民主》:“我们将彻底击败逻辑的反抗。”这些年,朗西埃和巴迪欧一样,与毛主义(Maoism)关系密切。他曾是“无产阶级左翼”的成员,而后者属于法国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联合会(UCFML)。之后,朗西埃变成了一位高产作者,许多作品(以一种不同于福柯的方式)结合了哲学与档案资料,如《无产者之夜》。其他文本则更直接地涉及理论问题,如《政治的边缘》、《歧义:政治与哲学》、《民主之恨》。

       朗西埃与阿尔都塞的决裂发生在知识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这一问题在朗西埃的著作中无处不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和“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明确区分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人民群众是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其内容在历史上是不断变化的,而这一点本身则是历史的常量。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政党和知识分子才能剥去其面纱,并接近真正的历史运动。这就预设了,如若没有他们的灌输,人民群众将保持对现实及其自身状况的愚昧无知。阿尔都塞将呈现在列宁那里的观点——以一种更为政治化的方式——激进化,据此,其历史命运意识必须从外部逐渐灌输到工人阶级之中。

       在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分上,阿尔都塞这位《保卫马克思》的作者在20世纪的状况下重申了知识(Doxa)与意见(episteme)的对立,而这一点可以追溯至柏拉图。“Doxa”指的是为大多数人所司空见惯的谬见,而“episteme”则指的是理性知识。在柏拉图那里,只有哲学家有能力实现从一方向另一方的过渡——这也是为什么《理想国》的作者赞同哲学家掌握政治权力(或者掌权者从事哲学实践)的一个理由。在阿尔都塞那里,哲学家的角色是由政党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所扮演的。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与解决方案都是相同的。在现代思想中,意见与知识的对立不仅表现在阿尔都塞那里,也出现在布迪厄的社会学中,对此,朗西埃曾在一篇题为《社会学之王》的文本中间接提及柏拉图的“哲学王”。对布迪厄(以及在他之前的涂尔干)而言,社会学家与其“先入之见”——即常识(否定意义上的)——存在一种“认识论的断裂”,通过忽略当下的意见满足社会世界的客观性。通过批判意见/知识这一对范畴穿越时空、跨越学科的诸种化身,朗西埃表明自身是一个反柏拉图主义者。这一点将他与巴迪欧区分开来,后者将其哲学定位于柏拉图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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