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想基础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尚未得到解决的重大问题。从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以至近年来国内学界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唯物主义”之争论，无不是这一问题的反映。已有学者明确提出，应当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研究唯物史观的理想价值问题，建立与“历史科学”构成互补的“价值科学”，以及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解决规范性问题等①。总体说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以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为条件的，把理想价值落实到个人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上，而在社会历史层面则强调超越个人的客观必然性。个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只能存在于社会关系的可能性空间中，而社会对个人的现实规定性中常常不存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人作为非自由的定在或者非本质的存在，意味着现实社会很不理想，理想被迫成为个人的事情，甚至是非现实的“主观性”的事情。作为个人与社会之统一的“社会主义”是超越个人主观性的社会理想，那么社会主义如何与历史科学统一起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由此可知实际的社会理想如何在阶级社会中以分裂的方式存在着。 一、历史科学的革命性意义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传统人文主义的直觉。这一违背肇始于第一个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里，马克思不算原创。但是把这一反抗彻底化地发展为科学，以实现对现实的真实的把握则是马克思的伟大功绩。 恩格斯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②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作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意义。阿尔都塞认为，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③。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到《形态》，发生了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总问题转换，又叫做“认识论断裂”。《手稿》中的核心概念“类本质”、“人性”、“异化”、“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被历史科学的崭新概念所代替，如社会形态、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因素等等，“类本质”观点被指认为抽象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哲学人本学也是作为“思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相对立④。马克思在《形态》中也意味深长地进行了反映现实的科学话语与想像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比较与置换。 解剖市民社会、研究政治经济学，帮助马克思走出了哲学家的意识形态世界，发现了建立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之基础上的现实社会。其中，经济基础是“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把握的部分，这是现实的基础部分，现实生活的另一部分是建筑于基础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⑤。上层建筑部分可以分为政治上层建筑与精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不能成为科学的“思辨部分”，这部分与现实经济结构相适应，并能为其所说明。科学以有限者为对象，即科学所把握的对象是规定性、限定性或者说定在。在这个意义上，客观物质性是定在的意思，生产力作为改造自然的能动力量，只有在成为“受动”的时候，即成为它的现实存在方式生产关系的固定规定性时，才表现出它的客观物质性。科学所能把握的人的存在是其经济活动。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无限性的存在，无限即对限定的否定，即非限定、非规定与超越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现实生活既包括科学所能把握的部分，也包括意识形态部分。历史成为科学、成为唯物主义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以现实的定在部分为标尺，以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个人为出发点，这些个人是“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⑥，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⑦，从而破除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必然性与决定性的外观。马克思把意识形态归源于经济基础，正如现代哲学让无限性以有限性为基础。“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⑧。马克思把天国埋在尘世中，指认了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高贵意识形态的分裂性与异化性，异化的崇高是以等级压迫与阶级对立为补充的。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国民经济学，历史科学的革命性意义源自资本的力量：资本消灭了等级，世俗化了基督教，瓦解了形而上学，把诗人、学者变成资本招募的雇佣劳动者。资本消灭了宗教、形而上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在不能消灭它的地方，就把意识形态变成赤裸裸的谎言⑨。 与消解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必然性与决定性相伴而行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个人的“扬弃”与消解。科学所能把握的那个经济的人，是劳动与交往相统一的人，即社会的个人，也就是作为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从《手稿》中的具有类本性的自由自觉的个人，如何成为“现实的个人”呢？“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⑩。人的自由本质在劳动异化与交往异化中成为现实的定在，即社会关系的固定的规定性。社会关系的异化使现实的个人变成了非个人的现实，因为个人只是承载一种固定的规定性与外在的强迫性的容器，所谓社会的个人就是把个人消融在他无意造成又不能占有与驾驭的社会关系中。个人的能动性与社会的客观性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个体意志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必然性面前是无效的，个人的能动性被社会的必然性贬低为主观性，从而“能动”成为“受动”。人的能动性之沦为主观性是以阶级对立为条件的个人与社会的分裂造就的。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出色地论述了个人在社会交往中的消融，他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11)。历史的类自然性，是与人的物化相对应的，历史的内在一般规律是以个人意志的偶然性为材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