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中唐文学家、思想家，也是颇有造诣的书法家。关于前者，人已熟知，相关论著亦已汗牛充栋；关于后者，却知者不多，更乏深入研究。考其原因，约有两端：一是子厚文名太高，书名或为之所掩；二是其书法作品罕有传世者，世人无由睹其真貌。缘此之故，遂致精光遮蔽，谭艺有阙。本文搜检史料、梳理脉络，拟在前人基础上，择其学书经历、书友交往、论书诗作、书法渊源与承传诸端稍予论略，以期书家子厚之风貌得以有所呈现。 一、子厚早年之“工书”与书法交往 子厚早年即嗜书、识书、工书，这在他涉及书法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中有所透露。如《报崔黯秀才书》云： 凡人好辞工书者，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①据此可知，他“工书”不仅“蚤”(按：即“早”)，而且非常痴迷，宛如“病癖”。早到什么时间呢？这由两则材料可以推知： 其一，《亡姊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谓：“夫人……善隶书，为雅琴，以自娱乐，隐而不耀。”②这里的崔氏夫人，即嫁给崔简、卒于贞元八年(792)的子厚长姊，其特长之一是擅长隶书。而子厚自幼即与其姊“居京城西田庐中”，在“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③的同时，无疑也会受到长姊的书法影响。因而，他对书法特别是隶书的爱好可能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 其二，《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云：“仆蚤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亦望而识其时也。”④该文作于元和四年(809)，据其“二十年来”一语上推，二十年前为贞元五年(789)，其时子厚十七岁，初入科举之途，次年参加省试。如此看来，至迟在试进士之前，子厚即与书法结缘，不仅有家藏“甚具”的“晋魏时尺牍”朝夕相伴，而且“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之书法藏品，以至“殆无遗焉”。大概正是这样一种长期的观摩、熏陶、习练、辨识，使得年轻的子厚既善书又“善知书”，即使不知作者姓名，亦可据字之形貌定其年代。 进一步看，《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针对吕恭托人送来的一方墓石拓片，辨析指出：“今视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虽支离其字，犹不能近古。为其‘永’字等颇效王氏变法，皆永嘉所未有。”⑤这里，子厚将一方被视为四百多年前之“石书”指认为“今田野人所作”的赝品，其依据之一，便是石书中“永”字乃王羲之变汉魏质朴古拙为自然流美书风后之产物，而非永嘉时期(307-312)所当有。这种判断，既需要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更需要“观干剑而后识器”的眼光。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谓：“子厚可为神鉴。”⑥焦循批《柳文》卷四亦云：“非见多不能辨识也，于此文知柳子辨古之识。”⑦凡此，均见出子厚于文史、书法方面久所蓄积的素养和功力。 子厚早年既已“工书”、“善知书”，则其在永贞元年(805)遭贬离开长安前必有相应之书法交往。如所熟知，刘禹锡作为其“二十年来万事同”⑧的挚友，早在贞元九年(793)即与子厚同榜进士，此后又同于贞元十九年(803)任职御史台，并于两年后的永贞元年一起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革新运动，其间交往甚密。更重要的是，刘禹锡也喜书善书，并作《论书》一文，力驳“书足以记姓名而已”的观点，认为书居六艺之一，既宜求工，更宜求居上品⑨。《书史会要》卷五谓禹锡“工文章，善书”⑩；卢携《临池妙诀》载其与子厚同学书于皇甫阅，一为“及门”，一为“入室”(11)，可见二人书法同出一门，旨趣相合。刘禹锡有《谢柳子厚寄叠石砚》一诗，开篇即云：“常时同砚席，寄此感离群。”(12)所谓“同砚席”，或指其自贞元九年进士试以来之共同经历，或指二人同学书法于皇甫阅之往事；所谓“感离群”，当指二人因事分离，柳赠“叠石砚”予刘，以寄离思，并寓用功书法的劝勉之意。据《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考证，此诗为“贞元十五年或稍前作”，因“禹锡贞元十六年免父丧，入杜佑徐泗、扬州幕”；而自二人同登第后，“柳丁父忧，贞元十二年方应博学宏辞科，时刘又请告东归，故有‘离群’之叹”(13)。这就是说，此诗大抵作于贞元十二年至十五年(796-799)之间。倘此一系年无误，则柳、刘早在贞元前、中期二十余岁时，便已有了在书法上的交流、切磋和砥砺。 在现存极少的相关文献中，还有一条子厚与日本留学生橘逸势交流的记载值得重视(14)。据撰于日本仁安元年(1166)之《续群书类从·橘逸势传》载：橘逸势等人“留住唐国，历访名哲，受业学之。唐中文人呼为橘秀才”(15)。这里只说橘逸势在唐时“历访名哲”，未提及与子厚的交往；而据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八《日本书法》引《杂家言》谓：“日本书法，始盛于天平之代，写经笔法有绝妙者。……释空海入唐留学，就韩方明受书法，尝奉宪宗勅补唐宫壁上字。所传执笔法腕法有：一，枕腕，小字用之；二，提腕，中字用之；三，悬腕，大字用之。橘逸势传笔法于柳宗元，唐人呼为橘秀才。”(16)这便具体涉及了空海、橘逸势的师法对象，即韩方明、柳宗元。 据考，空海、橘逸势等于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804)三月癸卯奉敕渡海赴唐，并于是年底到达长安。而这一年为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其时子厚正任监察御史里行之职，应有充分条件与橘逸势相识并交往。至于空海受法之韩方明，为子厚同时人(17)，于书法理论特别是用笔之法颇有心得，曾撰《授笔要说》，自谓“昔岁学书，专求笔法。贞元十五年授(按：当为“受”)法于东海徐公
，十七年授法于清河崔公邈”(18)。则其传授笔法于空海，当属可信。另查《新日本书道史》、《中田勇次郎著作集》之《橘逸势》、《日本书道辞典》，均记述橘逸势向柳子厚学书事，后者更引《弘法大师书流系图》谓：“橘逸势受书法于柳宗元。”(19)尽管著者对其事之准确度未下定论，但在原始资料阙如的情况下，以上文献将橘逸势学书的对象指认为柳子厚而不是其他书家，似已透出通过先后传承而延续下来的历史信息。倘若据此作一依据尚不充分之推论，则认为橘逸势、空海在居留长安的一段时间里，曾分别向柳宗元、韩方明等学习书法，而且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似大抵可得其仿佛。据成书于阳成天皇元庆三年(879)的《日本文德天皇实录》卷一载：橘逸势“犹妙隶书，宫门榜题，手迹见在”(20)。这条史料，一方面说明橘逸势隶书精湛，曾题额宫门；另一方面，也与前述文献互为补充，为橘、柳二人在书法特别是隶书一体上的交流提供了旁证，为中日书法交流史留下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