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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eng，1856-1923)、费尔南德·柯罗蒙(Fernand Cormon，1845-1924)、帕斯卡·达仰·布弗莱(Pascal Dagnan-Bouveret，1852-1929)和阿尔伯特·贝纳尔(Albert Besnard，1849-1934)③，他们是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前半叶的一批坚持写实主义的法国学院派画家，同是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著名教授(除达仰外)，也是当时法国官方美术沙龙的执掌者。 徐悲鸿入学巴黎高等美院后先进的是弗拉孟工作室，后又每周去达仰那里受教，他们都曾给予徐悲鸿很多教导。徐曾述：“弗拉孟先生乃历史画名家，富于国家思想。”④迷恋于“具有表现力或者是有教益、宏大而又不失精致的历史画幅”，迷恋并坚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题创作⑤，这对是五四运动的一员，怀抱艺术救国的徐悲鸿是何等的吸引共鸣!五四运动所受的外来影响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⑥，徐悲鸿则是深入了法国大革命核心腹地的学习者，从而坚定了他一生执着的现代性启蒙方向。 科罗蒙曾在弗拉孟生病期间代为上课，同弗拉孟一样，科罗蒙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画家。“他所运用的是一种科学性的、有着共和国时代特色的自然主义技法，它以对人体模特的研究为基础，同时加以史诗般的灵动气息”⑦，来美好地探索人类演化的进步历史。 达仰则在人格、学术志向、生命教诲方面对徐悲鸿教导，启示、共鸣良多，其中达仰所说“勿慕时尚，勿甘小就”就曾深深激励了年轻的徐悲鸿。徐悲鸿对这位热罗姆的学生、柯罗的邻居(学生)崇拜敬仰、热爱备至、感情笃深，称达仰“思想之高超，作品之华贵，待人接物之仁智诚信，吾尤拳拳服膺，永矢弗渝者也。”⑧ 这些历史画大师们对徐悲鸿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想象，从小羡慕却没有进过一天正式学堂的徐悲鸿，在上海考取震旦大学预科读法文，也是在困顿贫苦中靠黄姓朋友资助以“黄扶”为名入学以度艰难求学时日的，而今，他以官费留学，进的是世界著名学府巴黎高等美院，抵巴黎，“如醉如痴”!⑨他该是怎样地珍惜，怎样地如饥似渴向法国老师们学习，才对得起这份多人助力的上苍眷顾! 譬如对马的酷爱喜好他就在法国老师那里找到了写实主义表现手法及象征性的灵感源泉，⑩还有他所渴望的奔腾勇猛的威武力量!相信他的第一个法国老师弗拉孟所画的激越战马以及柯罗蒙所画的高头大马就一定深深震撼过他，那份写实雄强的战马风范判然有别于他在本土学过的囿于宫廷富贵圆熟甜腻的朗世宁之马(11)，也恰共鸣了他“丁巳走京师，游万牲园，所豢无几，乃大失望。是时多见朗世宁之画，虽以南海之表彰，而私心不好之”(12)的青春不满，更激发了他“江南贫侠”、“神州少年”的英雄情怀。 
勒·德雷 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的玻璃厅堂 明信片 1930年 
徐悲鸿《贝纳尔像》素描 26.2cm×20.3cm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 
阿尔伯特·贝纳尔送给徐悲鸿的画 
弗朗索瓦·弗拉孟《埃洛战场上的穆拉》(局部) 布面油画 265cm×170cm 1902年 巴黎奥赛美术馆藏 他在法国老师那里找到了画马的榜样及热血冲动。但徐悲鸿不会照抄，既然他批判本土“四王”们无真气、无血性的摹古之风，他自然不会因循照搬法国老师，他努力学习他们的写实技法，消化吸收，并强力师法造化。徐自述：“旋旅欧洲，凡明都之动物园，靡不涉足流连……其动物奔腾坐卧之状，尤得伫视详览无遗。故手一册，日速写之，积稿殆千百纸，而以猛兽为特多。”(13) 这一西画学习的过程当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徐自道，刚去法国(1919年)，“入朱利安画院，初甚困。两月余，手方就范。”(14)正式入学后(1921年)，进弗拉孟先生画室，“第一次作油绘人体，甚蒙称誉，即乃绝无进步。”(15)在巴黎，“以写安德罗克勒斯之狮曾赴巴黎动物园三月，未曾得一满意称心之稿也。”(16)报答仰师(1923年)，“述工作最未懈，而进步毫无，及所疑惧”……(17)想必徐悲鸿的困难来自于每一个开始学四画的人的起始困难，尤其对于“诈见欧土，热狂万端”(18)的他来说，那份急迫学成却因他有相当不错也并不愿丢弃且视作根本的中国书画功夫所绊，这已不仅仅只是技术冲突的问题了。但如何在相互矛盾、抵触的两种画法、两种透视、两种哲学中杀出血路，自当是一番艰苦的磨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