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现代主义艺术创作的潮流，在中国美术中的崛起或存在，都远不像写实主义创作潮流那么高调。因为伦理传统、时代环境、社会需求等方面的不和谐，标举张扬个性、反叛传统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堪称步履维艰，但因其贴近甚至超前于时代的某种新颖的“现代性”特质，时代、科技的发展，新的审美观念又促使了现代主义艺术潮流的兴起。 一般而言，现代主义艺术创作是偏主观的、激情的，极力追求表现自我意识、心理意识或潜意识心理，技巧上可以变形、扭曲、夸张、抽象，具有某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倾向，偏向“艺术为艺术”或“艺术为自我”，更偏向于西化、现代化——而从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主体——艺术家来看，现代主义的艺术家一般而言，“是一批具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承继了‘五四’现代知识分子个性主义精神传统，在艺术表现上偏重自我和内心世界，尊重形式的独立性价值，表现出较大程度上的‘艺术至上’和‘文的自觉’精神，并因而与提倡‘大众化’、‘民族形式’方向、‘革命文学’、‘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疏离和对抗关系的现代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之选择或倾心于现代主义，自然有着耐人寻味的意识形态蕴含。”① 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20世纪，现代主义的美术创作和相应的美术批评也一直顽强地，或汹涌澎湃，或潜滋暗长地发展。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现代主义美术批评也据有了其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二徐”之争与“刘徐”之争②中的现代主义“因子” “二徐”之争，虽主要涉及对传统美术的态度、对“写实”的态度等问题，但也事关现代主义，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一些论者代表了当时知识界对现代主义的理解和态度。 在这次争论之中，如果说徐悲鸿表现出了过于偏激的主观意气，徐志摩则在《我也“惑”》中不惮于表白自己对现代主义美术的个人兴趣外，还表现出比较平和、宽容的艺术批评态度。如在评价塞尚时，不同于徐悲鸿从社会需要等方面激烈的批评否定，徐志摩从艺术家个人、性格的角度肯定他：“如其近代画史上有性格孤高、耿介淡泊，完全遗世独立，终身的志愿但求实现他个人独到的一个‘境界’，这样的一个人，塞尚当然是一个。”徐志摩对赛尚艺术的分析则是“他要传达他的个人的感觉，安排他的‘色调’的建筑，实现他的不得不表现的‘灵性的经验’？我们能想象一个更尽忠于纯粹艺术的作者不？”③徐志摩显然较为准确地概括出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些主要特点如创作上尊崇艺术家的个性、感性，艺术的纯粹性追求等。 在“二徐”论争中也小小介入的李毅士则面对现代主义绘画表现出主观欣赏与客观功利的两难。他先是肯定艺术的“个性表现”性：“艺术在作家方面，可以说不过是个性表现。任凭他作风如何，只要不是欺人，在他自己眼光中，自然是有价值的”，但是，“艺术品要在社会上存在，要使社会鉴赏，除非要社会至少能够了解。”所以他对塞尚的态度也是两难的：“塞尚奴和马蒂斯的表现，都是十二分诚实的天性流露；但我觉得要反对他们在中国流行。”④这反映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现代主义的矛盾态度。 刘海粟，作为当时的“艺术叛徒”，在没有直接接受现代主义画风熏陶之时就宣称并倾心于印象主义绘画等现代主义绘画。1921年，蔡元培邀请刘海粟到北大画法研究会讲授“欧洲近代艺术思潮”，蔡元培对刘海粟的现代主义趋向的艺术创作给以极大地肯定和鼓励：“你的画有塞尚和梵高的味道，而表现出来的个性，又完完全全是中国人的本色，笼罩着东方画的气韵，有你自己的东西，前程远大。”⑤ 蔡元培对刘海粟的把握运用的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标准，“刘君的艺术，是倾向于后期印象主义，他专喜描写外光；他的艺术纯是直观自然而来”⑥。 1932年，刘海粟与徐悲鸿之间发生的一场争论，虽与复杂的非艺术的人事——刘海粟与徐悲鸿是不是有所谓的师生关系有关，但其实也事关刘海粟与徐悲鸿对现代主义的一贯的不同态度。如刘海粟在应对徐悲鸿的文章中就提到徐悲鸿曾经骂塞尚、马蒂斯为“流氓”的往事：“徐某尝为文斥近世艺坛宗师塞尚、马蒂斯为‘流氓’，其思想如此，早为识者所鄙。今影射人为‘流氓’，殊不足奇。”⑦这说明他们之间艺术观的分歧由来已久。 刘海粟也深入思考了现代主义美术创作的一些重要问题，他提出了印象派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上的契合问题。这也是在为西方现代主义绘画寻找在中国的合法化、合理化的依据：“观夫石涛之画，悉本其主观感情而行也，其画皆表现而非再现，纯为其个性、人格表现也。其画亦综合而非分析也，纯由观念而趋单纯化，绝不为物象复杂之外观所窒。而其笔墨之超然脱然，既无一定系统之传承，又无一定技巧之匠饰，故实不以当时之好尚相间杂，更说不到客观束缚，真永久之艺术也。观石涛之《画语录》，在三百年前，其思想与今世的后期印象派、表现派者竟完全契合，而陈义之高且过之。呜呼，真可谓人杰也!其画论，与现代之所谓新艺术思想相证发，亦有过之而无不及。”⑧ 刘海粟较早用表现、再现这样的来自西方的艺术理论术语来分析石涛的绘画，从石涛这里寻找到现代派的“古已有之”，这种比照虽然未必完全科学严密，但多少还是抓住了现代主义绘画“表现”、“个性”等特点，并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林文铮被史家称为“现代艺术的早期阐释者”⑨，他对西方印象派绘画的理解非常准确：“印象派的艺术，是想把自然界表面上的刹那真相永远记载在作品中——印象主义可以说是写实主义的单纯化、精巧化——印象主义是介乎最精确写实和最散漫的放肆主义之间。”⑩林风眠的《一九三五年的艺术》中对于现代主义艺术也有着独特深刻的理解。因此，此间现代主义美术批评大多比较温和，并常常从传统绘画中去寻找现代性，为现代主义寻找“合法化”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