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1821/dlxb201602004 修订日期：2015-10-31 1 引言 政治地理学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和地理环境之间复杂而多样的关系[1]。然而，随着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蓬勃发展及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政治事务参与能力，中国政治地理学研究并没有展现出相应的活力[2]。鉴于此，本文对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旗舰性杂志Political Geography2005-2015年的载文进行梳理，旨在对国际上的政治地理学研究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趋势进行整理，以期推动国内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和促进国内政治地理学学者与国际同行间的学术对话。 通过经典学术刊物分析对学科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方法十分重要，国内外学者都曾将这种方法视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手段。例如，朱竑等曾利用此法通过对《人文地理》和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杂志的分析讨论国内文化地理[3]和国际社会与文化地理[4]发展的脉络；在2015年英国政治地理学研究组会议上，牛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代表都以政治地理学的权威和标志学术杂志(如Political Geography、Geopolitics和Geography Compass等)为分析对象讨论政治地理学未来的研究方向和趋势①。Political Geography是政治地理学研究极具代表性的学术刊物。当前影响因子为2.676(近5年影响因子为2.900)②，在国际人文地理和政治刊物中常年排名在前10位，影响力非常大；该杂志切合度高，并不过于宽泛地关注其他地理或者政治研究话题，同时也不过于集中关注某些子方向。因此，对该杂志的分析是比较恰当且有典型意义的。 所有学科的目的都是寻求知识或创造知识的过程。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接近世界本质的过程和依据是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方法来探索世界本质或者认识世界[5]。这几个路径是几乎所有学科进行知识探索的通用范式。鉴此，本文将从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2 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议题 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拥有悠久的学科历史。最早的政治地理学理论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的古典地缘政治学说(如拉采尔的国家有机论、麦金德的陆权论、马汉的海权论等)[1]。古典地缘政治学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扮演着国家咨询和政策学科的角色[1]。然而，随着二战结束，与德国纳粹活动休戚相关的地缘政治学说也被视为毒药和伪科学被长期摒弃[6]，政治地理在这一阶段也进入了冬天。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地理学对政治地理学开始重新关注，政治地理学重新焕发出新的气象。受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影响，政治地理学在这一阶段形成了与古典地缘政治学说(以国家有机论为基础)完全不同的学科体系[2]。相比古典地缘政治学说对国家尺度、学科政策属性、社会生态理论和自然地理事实的偏重，新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呈现出研究尺度多元化和复合化、研究主题人文化以及研究目的学术化的学科特点[2]。从截至21世纪初的英美主流政治地理学研究导论、研究综述以及研究丛书来看，这些趋势主要体现在政治地理学对非国家组织[7-10]、全球化[7]、边界[9]、文化身份[9-10]、社会运动[9]、选举地理[1，9]、生态政治[9]和批判地缘政治[6-11]等议题的关注。虽然这一时期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地理学研究进行了苛刻地批判，与国家相关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们在新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中仍占有一定比例，例如国家安全和传统地缘政治等议题依然是政治地理学家关注的重点[1-9]。诚如Gerard Toal[10]所言，政治地理学于这一时期正处于“变革”的时代，新的学科体系和研究议题也正在探索和形成。因此，本文以2005-2015年期间Political Geography为分析对象，旨在将近10年来国际上主要政治地理学研究置于大的学科背景下，探讨国际上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本文对Political Geography自2005年以来的391篇(每年平均发文35篇左右)实证文章和综述性文章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表明，国际上政治地理学关注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方面(表1)。 2.1 边境与边界 边境与边界研究主要包括对边境生活、边境身份、边境安全、物质的和社会文化的边界建构等话题的讨论。政治地理学家对边境与边界的关注从20世纪60年代起[12]至今[13]从未停止。当代世界政治体系主要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上的一个“国”际关系体系。该合约认为，地球表面被划分成为一系列的拥有领土的主权国家，这些主权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政治和地理综合体)扮演着世界政治的核心角色[14]。而这些国家的地理范围则主要是通过国界来划分的，即边界。因此，政治地理学相关研究对边界极为关注，例如最早期的地理学家就曾担任国界线勘测等任务。但是，根据Political Geography相关载文分析可知，近年来国际上政治地理学对边界的关注由物理的国界划分转移到边界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及边境地区人们社会生活对边境身份的实践等话题上来。这与英美地理学界主导的国际人文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相互呼应[15]。
政治地理学认为边界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建构过程，如河流、山川、界碑、墙等，更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实践的建构过程，如文化表征、生物识别等。例如，Menachem Klein[16]以耶路撒冷城市中的界墙为例讨论边界是如何从物理上和心理上分割两个政治地理实体的，他指出不仅物理的界墙(如围墙、检查站和关卡等)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从地理空间上分隔起来，而且隐形的界墙(如劳动市场、健康中心等社会服务体系)通过种族、语言等标志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从社会认同上分隔开来。Niall O'Dochartaigh[17]和Martin Doevenspeck[18]也分别以爱尔兰—北爱尔兰和刚果—卢旺达边界地带人们的社会和文化实践为例，探讨了国家的边界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如新兴的社会交流形式网络等)[17]和自下而上的流行文化[18]建构起来的。此外，随着人文地理对物质文化的再关注以及对生物政治(biopolitics)的垂青[19-20]，政治地理学研究对边界的研究也涉猎到物质文化和生物政治的范畴中来。例如，Vicki Squire[21]通过对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沙漠地带非法移民遗弃物的分析发现，边界的建构不仅仅和“人”密切相关，而且与“人”之外的物质文化息息相关。Louise Amoore[22]从生物政治的视角以后“9·11”时期美国的入境管理准则变化为例，指出美国入境管理中心通过指纹鉴别的手段甄别合法的入境者(如学生和观光者)和非法的入境者(如恐怖分子、毒贩、非法移民等)，构建了一个具有生物性的国家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