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5-11-13 DOI：10.11821/dlyj201602003 主旨聚焦 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目标和要求，其本质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战略重点。 1 引言 人口和产业的空间集聚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早在19世纪末期，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问题。Marshall是最早关注产业集聚现象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产业之所以集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追求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等外部规模经济[1]；Weber认为产业集聚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并形成竞争优势[2]；Hoover认为产业集聚是企业为了追求规模经济[3]；Porter认为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有助于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4]。以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有助于形成外部经济效应、生产成本降低、技术创新和边际收益递增[5，6]。按照新增长理论，产业集聚会形成重要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即一个区域一旦产生优势以后，便通过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产生循环累积效应，形成一种区域专业化格局，即“路径依赖”，生产要素自动向最优区位集中的倾向便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分布的“锁定”效应[4，7]。国内学术界自1990年代开始，也开始关注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及优化策略研究。研究认为，驱动产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集中(集聚经济)、灵活专业化(社会网络)、创新环境、合作竞争和路径依赖[8，9]。集聚地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以及群体协同效应而获得的诸多经济竞争优势和区域创新能力是产业集聚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10，11]。从国内外研究可以看出，产业集聚主要源于区域因素、集聚因素、边际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等集聚动力的相互作用，这种空间集聚有助于加剧竞争、刺激创新、提高效率等，进而形成整个区域的集群竞争力。同时也要看到，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存在“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一方面会使富有竞争力的地区越来越具有竞争力，从而加大区域发展差距；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一些区域走向衰落[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和政策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金和技术，获得了发展优势。在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下，产业快速向东部地区集聚。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东部地区在社会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公共服务、发展机会等方面都要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由此吸引了大量的中西部剩余劳动力快速向东部地区集聚。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集聚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要认识到，东部地区在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不协同问题，即人口集聚程度要显著滞后于产业集聚，由此造成两个突出的“不协调”问题。一方面是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东部拥有较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但缺乏劳动力；中西部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要素，但缺乏就业岗位和机会，从而导致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另一方面是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东部地区人口和产业大规模集聚，有的已经超出了当地资源供应能力，需要大规模、长距离地从中西部地区调运资源和能源，同时还给东部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生态威胁；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土地、矿产、能源等生产要素，但不少地区仍处于资源输出的初级发展阶段，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集聚能力明显不足，未能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优势和产业集群。 综合而言，中国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以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造成了区域发展差距日益拉大、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等突出矛盾。因此，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实现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缓解地区资源环境压力的现实需要，也是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需要。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由此产生的突出矛盾，并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形成机理，在此基础上简要探讨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 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 1949年以后，中国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然而均衡发展战略忽视了经济发展和区域生产力布局的空间集聚效应，导致全国经济发展延缓甚至出现负增长[1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这种集中力量搞建设的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资源要素的集聚效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果，但也造成了较为严峻的空间发展不均衡问题[14]。同时，长期以来中国城镇体制存在“过度行政化”问题，政府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和大城市偏向明显，导致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特大城市规模迅速膨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相对萎缩的两极化倾向[15]。城镇规模结构失衡的问题映射到空间上，使得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不均衡态势更为突出。 首先，中国城市和人口的空间不均衡分布主要体现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地带性差异上(表1)。2012年，中国东部地区10％的国土面积坐拥233座城市，城市数量占全国的35.6％，城市非农业人口占全国的48.8％；西部地区72％的国土面积仅分布165座城市，城市数量仅占全国的25.2％，城市非农业人口更是仅占19.5％。从不同规模城市的空间分布看，东部地区10％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5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总数的46.3％，其中非农业人口大于100万的特大城市的比例达到55.4％，而广袤的西部地区仅分布26座大城市，占全国大城市总数的16.3％；东部地区小城市55座，占全国的比例为22.5％，明显低于大城市的比例，而西部地区小城市80座，占全国的比例为32.7％，显著高于该地区大城市的比例。换言之，中国东部地区较小的国土空间高密度集聚了大量的城市和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分布在东部地区的趋势越明显。并且，中国城市和人口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还在不断强化。在撤市设区的影响下，东部地区城市数量由2000年的249座减少到2012年233座，减少了16座城市，但非农业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却由42.3％增加到48.8％，提高了6.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城市数量增加了7座，而非农业人口比例仅提高0.4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城市数量基本保持不变，而非农业人口比例下降趋势较为明显，10年间分别减少了2.6个百分点和4.2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中国城市和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优越、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国土面积广袤、自然环境较差且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较少，人口密度低，在空间上整体呈现由东向中西部逐级递减的分布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