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125；J 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1-0023-08 在历史渊源上，“部族”与“国家”的文化旨趣是大相径庭的。前者是一个为个体成员提供情感归属的“共同体”谱系分支，后者属于有民族统治色彩的“政治体”范畴。从蒙古部族到元代国家，古代中国漆器文化的发展历经了从“共同体”转型为“政治体”的文化裂变。在蒙古部族走向国家后的诸多政治经济实践议程中，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漆器文化的生产与溢出为蒙古民族国家的建构议程敞开了新空间，它的背后隐喻了元代国家文化发展的历史意义与逻辑内涵。 一、蒙古部族性漆器文化生产 1271年以前的封建蒙古部族实则是一个多族群的部族①共同体，蒙古部族内多样的文化结构、意识形态及其宗教信仰在没有形成国家之前显然是较为松散的，并没有明显促成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态势。不过百年的元朝历史昭示，将共同体的蒙古部族文化结构与运行模式带入元代国家是渐次失效的，并在文化发展上深深烙上蒙古部族性印记，蒙古部族性漆器文化生产就是一个例证。 在部族共同体下，蒙古草原文化培育出它们的勇悍好杀与尚武轻文的部族习性，即便刚刚进入元代国家议程中，他们仍然无法摒弃部族生活习性，沉湎于奢靡物欲之中。此时，奢华的漆器已然成为元代社会所追捧的消费对象，特别是皇家贵族对奢华漆器消费更是视为时尚，抑或身份的象征。在蒙古贵族奢靡生活态度以及耶律楚材“制器必用良工”的思想支配下，元政府实施“抽户为工”之策。在全国大规模招募巧匠，大肆掳掠、拘役各地工匠以供给官府或贵族作坊所用，并垄断和控制了国家漆器重要生产部门。在国家层面上，“抽户为工”与“招巧匠”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发展了皇家部族手工业，并为古代中国漆器发展及其文化承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元政府大肆拘役全国工匠，高度垄断与控制国家手工业生产部门，致使民间手工业发展受到极大破坏。 受部族文化理念的影响，元代早期漆器文化生产明显带有部族性及其审美特征，特别是“大根脚”蒙古贵族“重技轻文”的偏向致使髹漆行业呈现出一股“重技潮流”。在忽必烈之后，随着汉人在国家统治集团中所占比重减少，元代士大夫地位明显下降，以至于出现“十儒九丐”的颓废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元代社会精神生活普遍被奢侈的物质生活所冲淡。关汉卿在《不伏老》中坦言：“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愿朱颜不该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甚闲愁到我心头。”[1]这或许是元代士人的基本心声或生活立场。精神生活的失落恰好被宋以来技术生活所填补，因此，元代社会重技术、重物质的社会风气狂飙突进。就漆器而言，元代雕漆技术登峰造极，手工精细，磨工圆润，剔犀娴熟，镶嵌螺钿、素髹及戗金技术艺臻绝诣。总之，元代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开始走向没落，但重物质重技术的生活思潮有所抬头。 “大根脚”一统天下后，元代知识分子备受压制。于是，“摇船去，浊醪换取，一串柳穿鱼”的江湖隐居风尚自然流行。在唐宋以来的隐逸文化基础上，元代漆器装饰出现以君子象征的梅、兰、竹、菊等植物花卉图案，特别是秋葵、梅花、菊花、牡丹、山茶、栀子花等是元代雕漆工匠最为青睐的题材。这些象征高洁的花卉抑或是元代文人的一种审美心态，或是一种社会隐逸符号。实际上，雕漆所呈现出来的“枝繁叶茂”或“含苞欲放”之美，与元代草原部族的美学情怀是十分贴切的。从出土的元代漆器看，我们很少能看到唐宋漆器娇花或折枝之美，更多的是满铺图案。这是元代部族社会在漆器图案上的一种艺术表现，也是元代部族社会转型至国家形态下的艺术体现。 二、元代国家漆器文化生产 元代社会是多部族衍生出的民族国家，这些部族主要由蒙古、色目、南人、汉人等构成。漆器消费主要集中在贵族与蒙古部族首领生活中，这些族群主要是由“大根脚”蒙古贵族和色目勋贵及汉官员组成。对于这些以“弓矢得天下”的蒙古部族而言，奢华的漆器正好满足与迎合了他们的物欲需求。因此，元代国家在制度、管理与行为上严格规定漆器文化生产，以期满足他们的漆器消费。 在制度层面，从部族走向国家的蒙古王朝，漆器制作及其文化发展必然走向国家行为轨道，并极易走向中央集权之路。譬如，严格的“工奴制”使元代漆器发展走向部族集权的顶峰。元代大都留守司下的司局种类繁多，分工极细，这种集权化国家管理对于漆器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元代大都留守司下设油漆局，将作院下设漆纱冠冕局，足见元代髹漆制作施行官方经营的“工奴制”。作为国家生产活动的漆器制造主要为皇家贵族服务，于是元代国家专设油漆局掌管两都宫殿髹漆之工，以利于统一管理与监督漆器制造。据《元史》载：“诸色人匠总管府，隶属工部，下置出蜡局、镔铁局、油漆局等”[2](P1593)。《元史》又载：“油漆局，提领五员，同提领、副提领各一员，掌两都宫殿髹漆之工。”[2](P1593)，油漆局隶属工部管理，并设提领、同提领、副提领，以管理宫殿髹漆之事。 在管理层面，掌两都宫殿漆工均为专业髹漆之工，他们均从全国各地掳掠或集中迁至大都，集中管理。据《元史·张惠传》载，公元1236年掳中原民匠近72万户，1275年掠江南民为工匠凡30万户之多。在国家行为下，元代国家髹漆获得空前集权化发展与繁荣。据《新增格古要论》载：“元朝初嘉兴府西塘有彭君宝者，甚得名，戗山水人物、亭观花木鸟兽种种臻妙。”[3](P130)同书还载：“元朝嘉兴府西塘杨汇人张成、杨茂剔红最得名。”[3](P128)张成、杨茂两人均擅长雕漆，尤见剔红、剔犀等髹漆技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剔红赏花图圆盒，盖里针划“张敏德造”款铭文，张敏德为张成之后代。彭君宝、张成、杨茂、张敏德等均是元代髹漆名匠，尤以雕漆成就最高。换言之，在统一的国家管理与行为体系下，元代国家漆器作坊能培育出髹漆名匠，并集中力量发展髹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