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图像中的西藏：想象、再造与历史记忆

      一、观看欲望与“想象”的西藏

      在西方人的视野中，13世纪之前的西藏形象一直停留在传说的基础上。“约翰长老”和“掘金蚁”的传说尽管未曾经过证实，但从一开始就给西藏平添了神秘的色彩。整个中世纪，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并没有长足进步，大多关于西藏的记载止于道听途说。18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方帝国的扩张步伐以及以实证为手段的自然学科的兴起，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开始建构现代学科体系，插图和实物采集等形式受到重视。而作为19世纪早期产物的摄影术，在其发明后不久就因其光化学成像特性得到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民族学、人种学、地理学、生物学、博物学等领域，并由此产生了民族志摄影、人类学摄影、旅行地理摄影等。在此基础上，西方人开始注重对西藏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资料的收集。

      由于早期设备的沉重及操作繁琐，加上昂贵的费用消耗，摄影术未能光顾西藏。到19世纪后期，伴随着更为方便的预处理凝胶干片的出现，摄影师的工作条件得到改善，干板摄影更使业余拍摄成为可能。1888年，铜板网格系统的发明，使相片可以印刷进报纸与书籍当中。日益便捷的资料获取途径以及不断增长的观看欲望，使得西方人拍摄西藏的渴望开始变得急迫起来。一方面来自于“文化冒险活动的乐趣”①，现代学科体系需要摄影图像的佐证来完善其科学性；在这个时期，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的考察遍及世界各地，探险家的脚步也几乎踏遍地球上每一寸土地。除了南极洲，西藏则是唯一没有被白人拍摄过的地区。另一方面，随着英、俄在中亚扩张势力的“大游戏”，英国的势力已经扩展到尼泊尔、锡金等喜马拉雅南麓诸国，俄国则沿着中国西北向中亚诸国扩张，处在两大势力中间的西藏，其地位越发重要起来，英国希冀通过控制西藏来作为对抗俄国的缓冲地带。但是，由于西藏在19世纪后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断绝了西藏和外界的经济往来，这也就杜绝了西方人进藏拍摄照片的可能。尽管有相当多的殖民代理人、藏学家、传教士、探险家、登山运动员等，都曾试图以种种途径进入西藏腹地，他们都希望通过获得摄影图像而成为最早描述西藏的人，但绝大多数无功而返。即使是那些侥幸进入西藏的少数人，也面临着随时被驱逐的危险，加上高海拔的气候条件，所有这些都限制了携带相机的活动。

      

      一个西藏僧人 本杰明·辛普森摄 约1860-1862

      为满足对西藏的“观看”，相关摄影图像在19世纪中后期的英属印度控制的拉达克、阿萨姆邦、喜马偕尔邦、锡金、不丹等地出现。噶伦堡、大吉岭等城市因为有不少藏族定居者，以及从西藏来此经商的藏人，开始有了一批反映藏族宗教文化的照片。借助视觉化的手段，西藏在西方人眼中开始被建构和想象出来。这批照片大致有三种来源与作用：政府部门建立档案以便对殖民地进行管理，藏学家开展研究，以及用以展示异域风情的商业明信片。

      最早的西藏影像几乎都是由英属印度的殖民官员和人类学家拍摄的。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藏族影像，是英国人本杰明·辛普森(Benjamin Simpson)于1860年至1862年间拍摄的一张名为“一个西藏僧人”的照片：照片中的僧人头戴僧帽，一手拿着股骨笛，一手拿着嘎巴拉鼓，手腕缠有念珠。辛普森在英属印度东北部地区从事医疗服务工作，工作之余喜欢拍摄印度境内的“特殊部落”②。在1868年至1875年间，为方便殖民治理，同时也为服务于人类学和档案学的需要，在时任印度博物馆馆长约翰·福布斯·沃森(John Forbes Waston)和其同事约翰·威廉姆·凯耶(John William Kaye)的组织下，大约四百八十多张表现居住在印度境内的人物的肖像，依照民族、种姓、族群等划分标准，编印出版在《印度人民》一书中③。由于印度东北部地区(原锡金等地)居住有一定数量的藏族人，因此就有极少数的藏族肖像也被收录其中。除了以上用途的照片，用于商业流通的明信片在大吉岭等地也非常流行，其目的主要是为满足西方人对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东方情调”的视觉需求。当时最受西方人欢迎的角色，是带着护身符的藏族妇女、穿着藏传佛教僧衣并手执法器的僧侣，以及衣衫褴褛的赶骡人(脚夫)、铁匠和天葬师。这些照片往往通过场景与服饰的特异性来引发好奇心，而赶骡人(脚夫)、铁匠、天葬师等形象除具有强烈鲜明的藏地符号外，他们的职业在藏人社会中也大多处于底层。

      在早期的西藏摄影中，摄影师选择拍摄的题材与中世纪以来西方对藏族人的认识与想象密切相关。辛普森的照片就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当时西方人对西藏的想象，而宗教性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照片中的僧人手持的股骨笛、嘎巴拉鼓，均是藏传佛教特有的法器。前者是由人的腿骨做成的号角，后者大多由两块颅骨做成。尽管从图像中僧人的面孔看并非典型的藏族人，但对于观者而言，这些典型的宗教用具则可以将藏族人同这一地区信奉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居民区别开来。进一步说，将西藏塑造成“宗教的西藏”迎合了西方人对西藏的认知。早在中世纪，西方就流传着西藏是“食人生番”的传说；18世纪中期曾经在西藏生活过的西方人奥拉齐奥·德拉·佩纳(Orazio della Penna)就讲述过西藏人将被处决的罪犯的腿骨、头骨用来制造仪轨中使用的股骨号、钵与鼓等的见闻④。在这张照片中，僧人手持着两样密宗仪轨中使用的法器，尽管它们实际上并不能在同一场合使用，但拍摄者通过拍摄这两种均由人骨制作的法器，目的就是要通过一种“视觉奇观”来展示其观看中预设的所谓宗教神秘性，乃至落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