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838(2016)01-005-06 世界遗产不是修复和保护的简单技术问题，世界遗产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社会变革。原来非常简朴没有什么名气的废墟，被列为世界遗产后，一夜之间迎来了众多的参观者。富冈制丝厂及其相关场所的四个区域中的三个，在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之前鲜为人知，现在也动员当地居民作为志愿者欢迎外来游客。成为世界遗产后，当地居民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家乡的历史与文化。 吴哥窟的例子更具代表性，原因是它于1992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与内战后柬埔寨的重建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的入选正是为了重建内战所破坏的柬埔寨社会。事实上，在过去20年间，当地的游客数量迅猛增加(从118183人增加到目前的4210165人)，许多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有机会接待游客。在莫高窟附近的暹粒市，有许多专为外国游客建造的宾馆，还有一条酒吧街，给人以身处伦敦的印象，来这儿参观的主要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外国游客，外国游客流失的风险大大减少，当地居民训练有素地接待外国游客。因此，世界遗产是一种可以用于社会重建的制度。 然而，如果世界遗产的保护成为重中之重的话，那么就出现一种矛盾的局面：即有时遗产保护比人类生命显得更为重要。在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之后，英国广播公司官方网站报道说，周六的地震不仅丧失了许多生命，而且尼泊尔人和世界各国也失去了部分独特的文化遗产。有一篇题为《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的宝藏：地震前后》的报道，其中载有地震前和地震后这里各种世界遗产的图片，展示了这次地震对加德满都谷地的世界级纪念物的破坏情况。该文隐含了某种价值取向，即文化遗产跟人类生命同等重要。至少，这些世界遗产纪念物的坍塌对“整个世界”是重大损失。英国广播公司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有权力为加德满都谷地纪念物的破坏表示忧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现得更加焦虑，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发表了如下言论：“在这一困难时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为尼泊尔动员了专家和国际支持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准备派遣国际专家代表团赶赴现场，以深度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并据此向尼泊尔当局和当地社区提出旨在重建的保护和修复的建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够提出世界遗产恢复重建的建议并提供支持，这当然是有益的。然而，对于这次灾难的受害者来说，这却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他们更关注未来的生计、关注住房的重建，而非世界遗产场所的修复。即使他们想到要修复纪念物，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加德满都谷地寺院的宗教意义，而非它们的文化价值。 事实上，根据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观点，人们首先关注神灵、寺院和宫殿所占据的山脉。[1]在麦加和梵蒂冈这样的宗教中心，整个城市都成为朝拜者持续参拜的“中心”，而之所以像山脉、寺院和宫殿这样的场所能够被认可为神圣的中心，原因是它们位于天、地和未知世界的交界处，而这一地带正是祖先和神灵居住的空间。在这些场所，活着的人可以与神灵和祖先的灵魂象征性地交流。加德满都谷地正是为中心符号论所主宰的场所之一。从这一角度看，寺院不再被认为具有美学或历史价值，这次灾难中受损寺院的重建正是为了具体体现对那些受害者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是悼念死者的一种行为。因此，只要有关各方存在，它就有助于为丧失亲人者减轻痛苦和象征性地克服困难。这些受损寺院的重建就使得中心即生者和逝者的交界点的创建成为可能。 但是，世界遗产的哲学则将寺院看做是纯文化意义上的纪念物。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这些纪念物有着尼瓦尔人杰出的文化传统，表现为独一无二的城市居住地、带有复杂装饰的建筑物和结构，在砖砌、石器、木质和铜器中表现出杰出的工艺，这些是世界上屈指可数、高度发达的建筑物”。像“独一无二的城市居住地”、“杰出的工艺”等只是体现了它们的艺术和建筑价值，本身需要被永久保存。世界遗产的理念包含了一种新的逻辑，这种逻辑促使我们积极和不遗余力地将不同民族和文化创造的各种经验作为世界遗产来保护。 关于加德满都谷地的寺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其一是人们将这些寺院看做是宗教机构，其二是将他们看做是文化遗产。这两种认识和态度有着不同的逻辑。那么这些逻辑是什么呢？ 记忆的秩序 第一种逻辑与加德满都谷地所获取的宗教意义有关，这种维护秩序的机制称为“记忆的秩序”。[2](59-61)记忆的秩序是人类的最大关注即如何对待亲人的死亡这一问题所带来的结果。在记忆秩序中，那些逝去的和活着的家庭成员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分割，这种秩序是靠对那些居住在神圣场所的逝者(他们的祖先)的回忆来维持的，据认为逝者在保护着生者，祖先可以不时地与生者进行象征性地交流。例如在日本的佛教传统中，鬼神们会在盂兰盆节回到人世，生者举行仪式供祭先人们，如每日向佛坛供奉食物等。 记忆的秩序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对先人的回忆是通过礼拜或崇拜而发挥效用的，对祖先的崇拜被制度化了，原因是活着的人试图保持住对他们的记忆。祖先的确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哈布瓦赫的同代人马塞尔·莫斯也对这一问题非常敏感。他指出，“人类一定曾经与那些神灵和逝者们的灵魂有过联系，生者与诸神、逝者的灵魂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原始的交流。”[3](13)在莫斯之前，弗里德里希·尼采曾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做过类似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