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一、从哲学、美学思想看中西抽象的差异 中国古代和西方古希腊的哲学、美学、艺术都很重视对宇宙和谐的认识与表现。但由于中西哲学、美学对宇宙的和谐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产生了很不相同的抽象观念。这种不同,可以概括为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从数学、几何学的观点来看宇宙的和谐,中国则是从天地阴阳变化的规律来看宇宙的和谐。由此产生了中西抽象的第一个差别:西方的抽象是立足于几何学、机械力学的抽象;中国的抽象是立足于有机生命的变化与运动的抽象,是生命的抽象。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的和谐、美是由数量、尺度与比例决定的。这种看法对古希腊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思想家、美学家都从数量、尺度的比例、秩序中去找美。由此又产生了一种对后来西方艺术发生了深远影响的看法,即认为几何学的图形、结构是最美的,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美。古希腊的大哲学家、美学家柏拉图说:“……当我说形式美时,我所指的不是多数人所了解的关于动物和绘画的美,我指的是直线、圆,以及用直尺、规和矩来画直线和圆所形成的平面形和立体形……因为我断言这些形式的美不像其他东西那样是相对的,而是按它们的本质就永远是绝对的美,并产生特有的愉悦……” 这种思想,经过古罗马哲学家普洛丁,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阿奎那的进一步发挥,一直影响到西方现代的抽象派绘画。 与古希腊的看法不同,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认为宇宙的和谐、美是由天地阴阳变化的和谐决定的。这种变化也同数有关,但数不过是阴阳变化的表现,数的作用只在于说明阴阳变化,而不是决定宇宙和谐与美的东西。此外,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认为,由于天地阴阳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神妙莫测的,不可能机械地加以规定,所以和阴阳变化相关的数既有规律可循,又是变动不拘的。这就是《周易》所说的“参伍以变,错综其数”,与古希腊美学追求某种永恒不变的数量、尺度、比例的规定不同。 同样是讲抽象,西方的抽象力图要用几何学的抽象形式结构来显示宇宙的和谐、美,其运动变化的表现遵循力学的规律;中国书法的抽象力图要通过阴阳变化的和谐统一来显示宇宙的和谐、美,其运动变化的表现遵循有机生命运动的规律。前者高度重视数的比例、秩序感,数学法则起着明显的作用;后者也不是不讲比例、秩序感,但更重视一种非人为的、天然的变化,比例、秩序感要通过这种天然变化而显示出来。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很正确地指出,中国书法艺术的创造是不受西方几何学法则的束缚的。他说:“中国书法的最典型的贡献是在于它不拘泥于形式,字是书写者凭冲动自由挥毫写出来的。中国鉴赏家欣赏的就是这种在字里注入活力的笔法,他让字遵守运笔秩序,而不是几何法则。” 第二,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柏拉图、普洛丁、奥古斯丁、阿奎那一派的美学,认为几何的形式结构不但是一种绝对永恒的美,而且是宇宙万物必须与之相符合的一种抽象的“理式”。这种“理式”先于和高于自然界的万物,万物只有符合这种“理式”才能有美。中国古代的哲学、美学则认为阴阳变化的普遍规律既是不可见的、“形而上”的“道”,但这个“道”又是表现在可见的、“形而下”的万物之中的,不能脱离具体感性的天地万物而存在。 这个重要的区别,使得西方的抽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同具体事物的形象不发生关系的纯粹几何式的抽象,而中国书法的抽象则仍然具有浓厚的具象意味,能够引发对具体事物的隐约朦胧的联想。用清代哲学家王夫之的话来说,“不可象者,即在象中”。“不可象者”是阴阳变化的普遍规律,但这个规律又“在象中”,即在可见的天地万物之中,因此它就不是以一种纯粹抽象的形式结构表现出来,而仍然具有与可见的天地万物的“象”类似、相通的具象性。这是中西抽象的又一差别。 第三,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柏拉图、普洛丁、奥古斯丁、阿奎那一派的美学不仅把几何的形式看作是宇宙永恒的和谐、美的表现,而且赋予它以一种和神、上帝相通的神秘意义,具有超自然的性质。中国古代的哲学、美学则认为天地阴阳变化的普遍规律是与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相一致的,人要在各种活动中取得成功就必须效法、遵循天地阴阳和谐变化的规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所说的天地阴阳变化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规律。它虽然是神妙莫测的,但不具有和上帝、造物主相通的、超自然的神秘意义。排除超自然的、神秘的上帝、造物主的存在,面向人所生存的自然界,追求人与自然的一致、和谐、统一,是中国哲学、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 这是又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使西方的抽象常常具有一种与自然相对立的、超自然的性质,最后是通向神、上帝的。这在西方现代抽象派绘画的创作与理论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如抽象派的重要美学家,德国的沃林格尔就反复地说明、论证自然界充满偶然的、令人不安的变化,只有几何学的抽象才能使人从这种变化中解脱出来,获得宁静,达到永恒。他说:“几何抽象是人类唯一可及的,对人从世界万物的偶然性和时间性获得解放的完满表达。”他又说:“在几何抽象所具有的必然性和凝固性中,人们就获得了心灵的栖息。”为了论证这种看法,沃林格尔还引用了另一个德国艺术理论家施马尔佐夫的话:“艺术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分离。”和上述这种思想不同,中国书法对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的抽象被认为是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完全一致的,因此历代书论不断指出中国书法抽象是本于自然、效法天地的。艺术不是人与自然分离、对抗的表现,而刚好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表现。“永恒”不在沃林格尔所说摆脱了自然变化的几何抽象中,而正是在由阴阳和谐变化所决定的自然界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之中。这是中西抽象的又一个重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