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咸丰年间，是一个中原鼎沸，内外交患的多事之秋。太平天国运动即是社会内部动荡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环。对于这场农民战争，历来评判不一。但是作为当时与外族侵略双峰并峙的重要政治事件，时人自然有着强烈的反应，不同阶层的人都留下了大量关于当时情形的记载。治史者自可以从这些记载中披沙拣金，得出自己的判断。在这些记载中，当时中下层文人所撰写的笔记占了相当的比例。这些寒士本身过着游幕寄食的生活，战事来临，或在清军幕府身临前线，或在乱民之中苟且安生，他们对于军中情状、民间乱象有着切身的经历与感触，因此他们留下的记载往往不同于官方文书，从中可以寻找到许多琐碎的细节，体现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对于这场农民运动的反应与体悟，更能还原出当时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与情感选择。贝青乔的《爬疥漫录》就是这些笔记中的代表。而《爬疥漫录》又不仅仅可以对太平天国史事的理解提供帮助，对于贝青乔这个晚清下层文人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文献。当我们将《爬疥漫录》与贝氏《半行庵诗存》对读，则能发现许多有意思的话题。 一、贝青乔与《爬疥漫录》创作 贝青乔(1810～1863)，字子木，号无咎，又自署木居士，《爬疥漫录》正是以木居士署名。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是晚清吴门寒士群体的重要代表。他出身于吴郡贝氏家族，自幼蒙受庭训，在诗文方面颇有造诣，同时亦具有干济之才。其面对着动乱的局面，更是以天下为己任，秉承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在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这两件晚清大事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道光二十二年(1841)，贝青乔入扬威将军奕经之幕，参与了鸦片战争中的浙江战事。对于年轻的贝青乔的这第一次离家，其父的反应非常豪壮。贝青乔在《咄咄吟》中这样写道：“阿父雄心老未灰，酒酣犹是梦龙堆。呼儿一剑亲相付，要溅楼兰颈血回。”①可见在当时吴门寒士群体中，报国济世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理想，甚至被一些家庭作为家风相传。贝青乔不仅积极参与当时的重大战事，而且充分利用了其作为文人的手中之笔，将当时的所见所闻所历用诗歌等文学形式记载下来，由一百二十首七言绝句组成的《咄咄吟》正是其中最著名的篇章。而贝青乔以文学反映时世的特点是诗文结合，以诗为经，以文为纬，在保证文学的抒情性下充分发挥记叙因素。就《咄咄吟》而言，每一首七言绝句都蕴含了一件具体的事件，但寥寥二十八字不可能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述详尽，于是贝青乔在每首诗后都附有详述本末的自注。不仅是《咄咄吟》，《半行庵诗存稿》卷三所录之《苗妓诗》也是如此，通过注文的方式将苗俗详细地记载下来。其实，这些注文也可以从诗篇中抽出，而形成一个独立的笔记体著作。《苗妓诗》的小注即被后人辑录重编成一笔记《苗俗记》，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和《丛书集成续编》。就《苗妓诗》与《苗俗记》的对比来看，尽管文字无异，但由于整合与重排的缘故，在阅读上就有了顺畅感。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如果将《咄咄吟》的小注辑出重排，也会产生出一个类似“从军录”一样的笔记体文字来。 可以由诗注转换为笔记，或许也可以从笔记转换成诗注，贝青乔诗文结合的创作特点为这个假设提供了可能，《爬疥漫录》正是这样的例证。《爬疥漫录》是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一种史料笔记。其开篇即述创作之缘起： 咸丰五年夏六月，侨寄徽州，左趾疹起成粒，爬之作痒，余嗜饮，以为酒湿下注。既渐延及两踝，或曰此疥疮也，延疡医治之，方药杂投，不数日，疱绽脓流，滋蔓遍体，科跣卧床者累月，伏枕无聊，愤怀莫释。因思蔡中郎所谓边陲之患，手足之疥瘙；中原之困，胸背之瘭疽。近以取譬，而天下事可知也。② 可知《爬疥漫录》开始写作于咸丰五年(1855)，欲图以记叙所处之徽州战事，发抒书生内心之愤怀。所谓以“爬疥”为题，盖因其时脚趾生脚气或湿疹，或仿照南宋车若水之《脚气集》而得名。《爬疥漫录》之末又有言： 余自前秋来作壁上观，迨今春身历行间，力图杀贼，迄未建功，良可内愧，然杞忧满抱，刍献无由，欲为稗乘，以谂来者，又倥偬不暇，乃以病废卧床，始得于爬疥之隙，就所听睹，信手录之，姑存十一于千百。寻有劝余勤浴者，试之，痂结如钱，随爪脱落而愈。九月朔，饥驱他适，徽郡后事，遂无闻知，爰亦辍笔而止……吴郡木居士著于新安。③ 前后相较，可以看出贝青乔于咸丰三年(1853)至咸丰五年间在徽州寓居，一度也入过征讨太平军的军幕，整体创作完成应是在咸丰五年年末的新安。 虽然《爬疥漫录》整体记叙了从道光三十年(1850)到咸丰五年的太平天国战事，涵盖了这六年间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但其所重者还是咸丰三年的徽州之事。在这一点上，《爬疥漫录》与《咄咄吟》一样，都是记叙了宏大政治事件下特定区域的状况。以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的整体发展来看，《咄咄吟》所记之奕经战事与《爬疥漫录》所记之徽南浙西战事并非是具有决定性的事件，而贝氏本人在其间的参与程度与作用也并不重要。但是，二者皆是以小见大的典范，贝氏所叙述的细节末事皆可补正史之不足，能让后人切身地感受到当时清军内部状况及统兵将领的状态，从而引发思考。就史料的价值与反映时事的意义上来看，《爬疥漫录》并不输于《咄咄吟》。而就文学文体来看，《爬疥漫录》也与《咄咄吟》有着相似的特点。如前所述，诗文结合是贝青乔反映时世的文学创作中最突出的特点，《爬疥漫录》也不例外。在《爬疥漫录》后，贝青乔附存了感时述事诗九首，分别为《征剿》《防堵》《征调》《收复》《团练》《均输》《援纳》《保举》《赐恤》，九诗均被收入《半行庵诗存稿》卷六。九诗均是纪事诗，每诗一事，所记之事均可在《爬疥漫录》中找到具体之本末，且顺序完全一致。可以说，九首诗是《爬疥漫录》这一笔记的诗歌形式的浓缩再现。但是从《爬疥漫录》引诗之前的“旧作感时述事诗九章，附存之”一语可知，这九首诗的写作在《爬疥漫录》之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九首诗是随着事件的发生与经历陆续写就的，而《爬疥漫录》则是在事后或同时的本末详述，也就是九诗的自注。如果我们将《爬疥漫录》按照九诗的内容一一拆开，并分别置于九诗诗后，那么其形式就与《咄咄吟》和《苗妓诗》完全一致。在《咄咄吟》自序中，贝青乔言道：“仆本书生，不习国家例案，何敢妄置一词!然军旅之中，听睹所及，有足长胆识者，暇辄纪以诗，积久得若干首，加以小注，略述原委，分为二卷，题曰《咄咄吟》。”④可见《咄咄吟》的形成也是先有随事之诗，后加本末之注，与《爬疥漫录》亦无异。只不过《咄咄吟》是以文配诗，《爬疥漫录》乃以诗就文，是贝青乔诗文结合特征的多面表现形式。相较于成为近代文学研究“显学”的《咄咄吟》，《爬疥漫录》则非常沉寂。但从史料价值与文体形成这两方面来看，《爬疥漫录》理应得到与《咄咄吟》同样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