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中的“边缘化”地位

       [中图分类号]K29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1～0128～10

       租借地历史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在讨论租借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历史问题时，有一个基本问题是绕不过去的，即租借地对于西方殖民体系的构筑有何意义或作用。

       广州湾，即今广东湛江，在1898年由清政府租借给法国，1945年回归。这段租借历史国内外早已有学者撰文叙述，不过多为零散讨论，涉及面不大。①近年来随着租界史研究的深入和新材料的发掘，也由于中法关系升温，广州湾成为了中法两国史学界的共同关注点之一，出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巴黎第七大学瓦尼亚尔博士(A.Vannière)的《广州湾：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1898～1946)》(Guangzhouwan，une impasse de la colonisation en Asie orientale，1898～1946)一书。该书耗时10年完成，将于近期在巴黎出版。作者系统使用了法国外交部、海军部和前殖民地部档案以及越南河内第一国家档案馆收藏的相关档案，以广州湾为切入点，对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专著的立意不是要书写广州湾历史，但是广州湾作为历史的观察点，其行政管理、经济生活和内外关系等方方面面均得到了相当客观的展示和思考，史料十分丰富翔实。此外，法国人马多(B.Matot)在2013年出版了《法国贩卖鸦片时的白雅特》(FortBayard，Quand la France vendait son opium)一书，描述了鸦片走私猖獗时期广州湾的社会景象；国内学者景东升和何杰也使用部分新材料，在《广州湾历史与记忆》中重述租借地简史。在史料编辑方面，岭南师范学院在瓦尼亚尔博士的帮助下，复制了大批租借时期广州湾的行政管理和殖民统治档案，正从事《广州湾史料汇编》的编辑工作。该丛书纳入岭南文库，已刊第一辑，②预计还有五辑待刊，将成为广州湾历史研究的核心史料。

       在目前的研究工作中，不论中法学者，都免不了要涉及广州湾在法国殖民体系中的地位。对于这一问题，多数法国学者和法国人都认为广州湾是法国殖民主义的一处败笔。《印度支那旅游业刊物》曾在1938年写道：“广州湾尽管属于印度支那联邦，但并不为印度支那普罗大众所知。这一被冷落状况的出现应该从其地理位置偏僻与缺少和印度支那之间的经济或精神联系以及族群亲近关系等方面查找原因。”③瓦尼亚尔博士从新殖民主义角度出发，同样指出广州湾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被边缘化，租借地因其特殊性而免受印度支那殖民模式和行政机器的整合运动的影响，但也因此“留在联邦的外围，附属于联邦但没有融入”。④

       相反，国内的学者却普遍认为广州湾对于法国殖民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陈赵杰、韦公廉指出：“因为地理位置重要，法国人看中了当时的广州湾，胁迫清政府签订了《广州湾租界条约》，强行租借广州湾，将其作为印支联邦的一个重要部分。”⑤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有类似提法：“法国对广州湾早已是垂涎三尺”，⑥但没有提供史料依据。韦福安也曾提及，法国租借广州湾旨在形成“以北海、琼州、龙州、蒙自、梧州、思茅、河口等通商口岸为窗口的‘环北部湾’经济圈”。⑦不过对于广州湾在经济圈中扮演何种角色，因主题和资料的限制，韦文未做进一步说明。

       鉴于广州湾地位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梳理租借地的史料，客观地看待租借地自身的社会和文化变迁以及理解法国在东亚殖民政策的特征，本文将根据现有的中法文档案和资料，参考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法国选择广州湾的原因、广州湾和法属印度支那的经济联系以及鸦片走私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试图对广州湾在法国东亚殖民史上的地位做一相对客观的讨论。

       一 租借广州湾：一种基于旧殖民主义思维的选择

       1898年4月，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G.Hanotaux)指示驻华代办吕班以协助“干涉还辽”有功为由，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租借广州湾，作为法国海军在南海的“停船趸煤之所”。据考，广州湾是“广东高州府吴川县南三都田头汛以南的一个村坊及其附近港汊海面”。⑧对于选择这个不起眼的地点，法国政府内部除了外交部之外，还有两个部门牵涉其中，分别是海军部和殖民地部。

       瓦尼亚尔博士分析了法国外交部、海军部和殖民地部的档案之后，指出租借广州湾是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P.Doumer)受传统的领土占领思维支配，借宗主国之手，为实现其入侵云南和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打造成“第二宗主国”计划而埋下的战略楔子。他的结论是：“从1898年到1902年间，法国在印度支那联邦总督的操控下占领了广州湾。不论从地点选择还是初期规划看，保罗·杜美的影响都无处不在，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因此，广州湾租借事件和滇越铁路事件如出一辙，都反映了河内政府朝思暮想企图征服天朝帝国南部省份的野心。但是杜美的构想既显得过时，也来得不是时候。之所以说过时，是因为它更多地立足于一种殖民领土视野，而不是以一种全球化的贸易方法协助法国在东亚进行扩张。”⑨

       瓦尼亚尔博士的观点十分具有启发性，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确实是租借广州湾事件中的最大受益方。法国租借广州湾之后，广州湾在行政上附属于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由河内派出民政官员进行管理。不过仔细分析法国政府各部门在广州湾事件中的态度和行动，笔者认为，受领土扩张意识支配的并不止杜美一人，实际上，整个法国殖民机器都受到传统殖民思维的影响，只不过不同部门的利益侧重点各有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