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各国服务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和跨国性服务业企业(如沃尔玛、思科系统公司等)的迅速崛起,全球经济结构服务化的趋势已然成型。《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2011年间全球FDI流向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在多数年份内均高于制造业部门;特别是2008年,服务业直接吸收的外资总额高达11300亿美元,高出制造业约1500亿美元。与此同时,在服务业内部,交通运输、通信和金融等生产性服务部门吸收的外资总额也呈逐年增加趋势。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正逐渐成为全球FDI流入的重点领域。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流入国内的生产者服务业FDI由2005年的125.5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443.8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17.1%;生产者服务业FDI占全部FDI流入量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20.8%上升到2012年的39.73%。生产者服务业FDI在全球和中国的快速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日益广泛的关注。其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是生产者服务业FDI与东道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服务业FDI能否像制造业FDI那样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进而促进东道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 一、文献回顾 自MacDougall(1960)首次提出“FDI技术溢出”概念以来,国外学者对FDI技术溢出问题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如Wang和Blomstr
m,1992;Feldman和Florida,1994;Blomstr
m和Kokko,1998;Fosfuri et al.,2001;Javorcik,2004;等等)。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是针对一般或制造业FDI的,专门研究生产者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文献相对而言还比较少。Markusen(1989)基于比较静态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服务贸易开放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认为服务业FDI的自由化可以通过提高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而对东道国技术进步产生促进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Amiti和Wei(2005)对美国制造业的研究、Francois和Woerz(2008)对OECD国家的研究均发现,服务贸易开放或服务产业的跨国转移有助于提高东道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利用产业(Fernandes,2007)或企业(Javorcik和Li,2008;Fernandes和Paunov,2012)层面的数据,也都证明了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生产者服务业FDI与国内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刘艳(2011)基于Romer(1990)所提出的品种增长模型和1983~2008年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者服务业FDI的存量或流量均与国内制造业技术进步率(TFP)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韩德超(2011)利用2000~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上述文献均以索洛余值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张如庆等(2014)则运用Malmquist指数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分解,并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生产者服务业FDI的进入有助于国内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高;相对于技术进步效应而言,技术效率效应更为明显。 可见,目前关于生产者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者服务业FDI与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关系方面,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其一,采用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考察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国内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其二,考虑到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在面临FDI技术溢出时可能存在“技术门槛差异”,本文将制造业分为技术密集型和非技术密集型两大类,以考察生产者服务业FDI对两类行业创新能力的不同影响。 二、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分析 生产者服务业FDI可以像制造业FDI一样对东道国(地区)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刘艳,2011;王新华,2007);但由于服务业本身固有的不可交易性和边界性等特性,使得服务业FDI进入东道国市场所面临的限制要多于制造业FDI(杨仁发和刘纯彬,2012)。鉴于此,本部分试图把前期文献关于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渠道①的研究成果与生产者服务业FDI的独有个性有机联系起来,探讨生产者服务业FDI对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 一是竞争效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生产者服务业起步较晚,发展尚不成熟,尤其是相当多的生产性服务仍内化在制造业企业中(张如庆,2012)。在此背景下,来自发达国家的生产者服务业FDI有助于提升国内生产性服务的品质,降低生产性服务的价格,提高国内生产者服务行业的竞争强度(刘艳,2011)。本土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和内化在制造业中的生产性服务部门迫于外来竞争压力,将不得不加强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并通过为制造业提供性价比更高、种类更多的生产性服务而获得更为有利的竞争地位。此种作用机制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节约向外寻求生产性服务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Raff和Ruhr,2001),从而可以腾出更多资金和人力投向内部研发部门,并最终带动制造业整体创新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