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683(2016)01-0051-09 一、多棱视角下的“反服贸”与台湾青年认同 2014年3月18日台湾爆发了“反服贸运动”(“太阳花学运”)，对岛内的政治社会和青年认同形成深刻的冲击，也引发两岸学界对此次事件爆发和台湾青年认同变化的原因提出了多种解释。本文将这些解释整合为以下12种主要论点，可视为当前分析台湾青年认同的一种多棱立体视角。 (一)民主危机论：该论点将台湾的学运风波视为全球范围民主危机的一部分，认为“民主在发展中国家起到了社会撕裂的作用，使民众分为党同伐异的派别，为少数利益集团所操纵”，①诸如泰国、突尼斯、乌克兰等国家的街头运动通过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对台湾青年产生“示范效应”和“涟漪效应”。对该观点的批评指出，台湾已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并通过所谓“亨廷顿测试”，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民主政体”，“民主危机论”难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危机为何会在台湾爆发。② (二)权力斗争论：该论点认为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权力斗争，以及国民党内的“马王政争”，是此次学运风波的主要原因，学生运动实际上受到民进党和“台独团体”的操纵，“整场针对‘服贸’的运动只是表象，其真实的目的在于借助学生对政府的不满，以运动形式推动全社会对执政当局的不满，为下一次选举造势”。③对此观点的批评指出，学生运动有其自己的主张和诉求，民进党只是在事件爆发后试图收割学生运动的政治收益，同时学生领袖也强调自己的独立性。 (三)“台独”抬头论：该论点认为在过去20年“台独势力不断抬头”以及国民党弃守“统一论述”的背景下，岛内传媒舆论形成了绿色论述主导话语权的局面，此次学运是反服贸学生受“台独意识形态”长期浸染而一次总体性的爆发。对此批评者则认为，自2008年以来的两岸和平发展，不论是两岸经济的相互依赖或者两岸人员的频繁往来，已使“台独力量”在无形中被“淡化”和“柔化”。反驳者则进一步指出，“台独”有“急独”和“缓独”、“显独”和“隐独”之分，“急独”和“显独”的力量虽然受到压制，但是“缓独”和“隐独”的力量却不容小觑，从而形成了蓝色“独台”与绿色“台独”逐渐合流的态势。 (四)去中教育论：此论点指出“太阳花学运”这一代的学生成长于李扁大肆推动“去中国化教育”的20年，普遍具有深刻的台湾“本土意识”和“主体意识”，许多人自然地将“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就理论而言“认同台湾”和“认同中国”不必然对立。④此外有人指出台湾当前出现“新皇民化”现象，试图“通过对日本殖民历史的肯定与美化，重构台湾近现代史的叙事，以强调台湾历史之于中国大陆历史的独立性，以彰显所谓‘台湾意识’。”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当“白狼”张安乐在学运现场向学生呛声“你们不配做中国人”时，“学生们却以笑声和掌声表示欣然接受”。⑥ (五)恐中心理论：该论点指出台湾民众和青年的“恐中心理”，是在过去多年来绿营和台湾媒体的渲染之下形成的。⑦其背后含有两种矛盾心态，一是对过去台湾曾经作为“亚洲四小龙”的自豪心理，以及对过去台湾富有与大陆贫穷的自信和骄傲的混合心理；二是面对当前台湾经济停滞不前、大陆经济高度发展的现实反差，所抱持的“酸葡萄心理”与“恐惧心理”。许多“反服贸”的学运领袖、大学教授和政治人物，利用这种“恐中心理”来煽动大批学生，具体论述例如：大陆企业夹带雄厚资金赴台，将威胁台湾大量中小企业生存，台湾人也将大批失去工作；大陆“黑心产品”将进入台湾市场；台湾人民的金融和网络隐私将通过大陆企业被大陆官方监控；台湾将加深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从而失去“经济自主性”；台湾的资金和人才将加速向大陆市场外流，使台湾经济发展“空洞化”；台湾的民主自由将被大陆毁败等。⑧ (六)红利不均论：该论点指出两岸的“和平红利”及大陆“惠台让利”的“政策红利”，仅惠及台湾少数财团和资本家，绝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对此“无感”，致使反服贸者批评《服贸协议》是“两岸权贵的联合”，对草根民众和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帮助，再加上服贸审议是一个“黑箱”过程，在“反黑箱”的口号之下，从而爆发了反服贸运动。对此论点的反驳者表示，大陆对台让利不仅针对大资本家，同时还采购大量台湾南部的农特产品，同时赴台旅游和自由行的陆客也能为台湾社会的基层商业带来巨大的消费。然而，有人批评这种反驳过于乐观，实质上大陆采购农产品的利润普遍被中间商环节掌握，最终端的基层农民则没能享受收益；陆客消费红利的获益者主要是旅游业、餐饮业和饭店服务业，一般民众难以从此获益。折中的观点则指出，以上两种情况在现实中均存在。不过上述观点均未解释为何上街头反服贸的是学生，而非其他基层民众？为何许多服务业和工薪族反而站出来“反反服贸”？ (七)贫富分化论：该论点指出近年来台湾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大学毕业生即便没有失业也必须面对薪水低、物价高、房价高的社会现实，台北的高房价使台北的大学生只能“望房兴叹”，从而将这些问题归罪于马政府的施政不力。有人指出该论点仍未回答为何是学生而非工人和贫困阶级率先上街头，对此批评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第一，台北的大学生“相对剥夺感”非常高，但此论点无法解释其他工薪阶层的“相对剥夺感”其实也很高；第二，学生可以不上课去霸占议场，而工薪阶层则需工作讨生活，因此“反服贸运动”的开始和平常工作日的维持自然是由学生来扮演主角，在“330凯道反服贸游行”则可以见到许多非学生的工薪阶层参与其中；第三种解释则从社会学的“阶级流动”、“阶级形成”、“阶级意识”和“阶级行为”的视角来分析，指出台湾大批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具有“爱拼才会赢”的顽强精神和生命力，“因此不会有稳定的阶级意识和有意识的阶级行为”。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