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6)02-0010-07 10多年前，《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这样一篇文章强烈吸引着笔者。在这篇文章里，政治哲学大师列奥·施特劳斯就像以前他的作品一样描绘了霍布斯、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等思想大师的形象。施特劳斯有着老练、深刻的学识。尽管如此，笔者当时却感觉尚未把握其要领。举一个特别的例子，对笔者而言，施特劳斯似乎不关心现代政治思想，他的目标只是教给我们一种非常特殊的古典政治哲学概念。他的奇怪假定是，这种古典政治哲学概念将古典哲人置于一个根本的开端，或自然的开端之中。同时，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并不足以使现代思想返回前现代思想。但是，如果我们不理解现代性危机，我们自身则无法从中得到解脱。我们在他的《什么是政治哲学》、《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等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对政治哲学惯常理解的怀疑。 施特劳斯的文章中首先有两个让人迷惑的地方。一方面，单从思想模式来看，霍布斯、卢梭、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碰到一块，打个比方来说顶多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如果政治哲学不得不以定位于某种道德要求的人性设定为前提，那么施特劳斯完全忘记了马克思从来不会沉湎于对人性(自然)之种种可能的想象之中。而如果把他们聚拢在一起的话，那么凭什么方法把他们的相似性展现出来？如果不是用所谓“微言大义”、“真理秘传”来“设局”，那么他们的理论对抗应该是最尖锐的精神世界的对立。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在这篇文章里正是要把这种相似性从一种“隐秘的”变化为一种可理解的和易懂的。实际上，依照笔者今天的理解力，这样一篇文章中并列这些思想家的名字，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在同一个思想水平上，不分轩轾。恰恰相反，这些名字象征性地代表着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是同一现代性发展的三个阶段。霍布斯代表的是现代性的第一次浪潮。现代性的第二次、第三次浪潮分别是从卢梭和尼采开始的。因此，施特劳斯近乎虔诚地告诫别人：现代性是坏的。施特劳斯认为，魏玛共和国自由民主制的“无利剑之正义”，无力抗衡德国法西斯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可是后两者的得胜又令人憎恶。只要是温良之人，就不会支持这场战役的任何一方。可见，施特劳斯所讨论的关于现代政治的诸种病变就拟制在某种预先形成的观念中。 然而，这个断定具有复杂的含义，需要详细加以讨论。笔者的阅读经验表明，在过去的百多年里，马克思与政治哲学之现代性浪潮这个题目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课题。事实上，我们不得不等到20世纪才能在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和施特劳斯的《现代性的三次浪潮》等著述中发现古典和现代解决方案之叙事线，而这大半都要归结于这些著述中的这种要义；也正是这种要义促使笔者重审马克思与政治哲学现代性浪潮这个题目。 一、时代的政治问题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德国发生了一次精神的重大裂变。这次裂变的时间大致是19世纪30年代。在这之前，哲学是唯心主义、文学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占据了德国精神史上的主导地位。如果我们做个泛泛之论，那么唯心主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则不是单纯的哲学或文学现象。它犹如一股浩瀚汇合而成的思想湍流统一了一个历史时代。当然，就德国唯心主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一些命名来看，还需要做简短的回顾。 首先，是术语德国唯心主义的使用情况。恩格斯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通常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不和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它们之间一直战斗到今天，还要延烧这把战火到明天。最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取得胜利。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奇怪的论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它被用来按简单的对立划分每一场思想运动。百年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个谁优先于谁、谁战胜谁的先验结构一直处于混乱的理解状态，成了用来塞满各种不断变化的内容的空心的容器。今天看来，我们必须对这种硬性规定持批判态度。 对于马克思来说，“对对象、现实、感性”，唯心主义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是从能动方面去理解。在以往的唯物主义那里，主体理论却恰恰只具有妨碍作用。[1]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被理解为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唯物主义应当关注、强调主体理论。 从这种观点出发，德国精神(Geist)这一概念，自身就是一个世俗化的、思想从物质现实中激进分离开来的长期进程的产物。这样一来，近代，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涵义，实际上是在世俗化过程中分享了许多共同的认识论假设和形而上学信念。它们的出发点不是存在与思维之谁先谁后，谁最为根本，而是对存在与应当、实际与理想之间鸿沟的不满和承认。唯心主义表现为藉主体理论对这种鸿沟的不满，并产生希望填平这种鸿沟的要求。黑格尔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过程是一个合理的、理性的过程，发展是一个不断走向新的综合的过程。合理的或正义的社会必然通过历史过程得到实现。这个过程始于宗教改革，并由启蒙运动所延续，最终在后革命国家中得以完成。施特劳斯认为，在黑格尔的个案中，“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性，因为世俗化是黑格尔有意识的意图、外显的意图”，“而基督性在于：在完全的世俗化中与世界、世间达成和解”。[2]哈贝马斯则正确认识到，这一点是黑格尔“现代性的话语”[3]中非常重要的成分。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唯心主义无法真正与现实和解，因为它与现实的和解并不是“在现实中的”和解，而是与现实的和解。对于马克思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必须由意识领域转向外面，对世界采取行动，而不是像封闭在密室中一般巩固作为内在性之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