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时代变革必然引发哲学观念变革。在人类文明史上，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了人类的存在方式及其自我意识，并因此改变了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哲学。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正在以“现代性”为标志的“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发生日益深刻的变革，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深化哲学理念创新。本文试图通过对哲学观、世界观、本体观以及反思和表征等哲学基本观念的反省和解析，具体地探讨当代中国哲学观念变革和哲学理念创新的思想内涵。 一、哲学观：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全部社会生活，都发生了举世瞩目和空前深刻的变革。在这个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既发挥了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作用，又经历了自身的思想解放。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哲学范式，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二是强化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创造精神，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三是超越对哲学的经验化和常识化理解，从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哲学倾向中解放出来；四是突破哲学与科学二元关系的解释模式，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上解放出来；五是激励哲学家的主体自我意识，从哲学研究的“无我”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五个方面的思想解放，首先是体现在对“哲学”本身的重新理解，也就是变革“哲学观”。 当代中国哲学对“哲学”本身的关切，从根本上说，是对达成哲学自觉的关切，对哲学如何切中现实的关切，对哲学的当代理论创新的关切，对哲学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的关切。世界性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全面地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要求哲学以新的理念阐释人类面对的新问题：其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二，从人与社会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由资本的逻辑所构成的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问题；其三，从人与自我的关系说，现代化所构成的最为严峻和最为紧迫的时代性问题是虚无主义的文化危机问题。对“现代性”的反省，是对当代人类实践活动所构成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全面反省；解决“现代性”问题，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寻求；探索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则需要哲学理念创新。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从根本上说是以新的哲学理念去回应现代化所构成的人类文明新问题，是以新的哲学理念表征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世界性和时代性的哲学视野，引发当代中国哲学对“哲学”的重新理解。 以“哲学观”为聚焦点的当代中国哲学，“激活”了三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一是激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试图在马、中、西的“对话”中，深化对哲学的理解；二是激活了对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试图在“两大思潮”的对话中推进对哲学的理解；三是激活了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试图在“两种文化”的对话中，反省对哲学的理解。正是在对哲学本身的“历时态”与“同时态”的纵横交错的比较研究和深切反思中，当代中国哲学界实现了“哲学观”上的变革。这就是：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既不能以宗教、艺术、科学等基本方式代替哲学方式，也不能以哲学方式代替宗教、艺术、科学等基本方式；对哲学的自觉就是对哲学以何种方式把握世界的自觉，也就是对哲学方式的特殊性质和独特价值的自觉。 关于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社会功能，最为恰切和最为精辟的表达，莫过于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标志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所谓时代精神的精华，则是关于时代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也就是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任何时代的生活世界的意义，都是人类以其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创造出来的，宗教、艺术、科学都是创造意义的“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而“哲学的任务正是要使这种主旋律成为听得出和听得懂的”。①这就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也就是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的哲学。这种“真正的”哲学，是对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 纵观哲学史，不同时代的哲学，不同民族的哲学，不同派别的哲学，不同领域的哲学，它们之所以为“哲学”，首先就在于它们是以一种区别于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哲学方式把握世界，也就是以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的方式把握世界，以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把握世界。这是哲学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片面地以时代、民族、派别或领域之“异”而拒斥其作为哲学之“同”，就会阉割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特殊性质和独特价值；反之，片面地以哲学之“同”而无视时代、民族、派别或领域之异，则会融化哲学作为历史性的思想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创造性。只有在对哲学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辩证理解中，我们才能既深切地洞见每个时代的哲学所具有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又会真切地把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派别、不同领域乃至不同风格的哲学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创造性，从而达到对哲学本身的理论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