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2-0044-07 中华伦理文明是世界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为什么与中华伦理文明同时甚或更早成型的伦理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希腊文明都相继陨落或不得其传，而唯有中华伦理文明能够自古及今一脉相传且不断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活力？这是令许多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伦理学家感兴趣的话题。梁启超在《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中指出，我中华文明有“为他族所莫能逮”的优异之点，并指出：“数千年前与我并建之国，至今无一存者。或阅百数十岁而灭，或阅千数百岁而灭。中间迭兴迭仆，不可数计。其赫然有名于时者，率皆新造耳。而吾独自羲轩肇构以来，继继绳绳，不失旧物，以迄于兹，自非有一种善美之精神，深入乎全国人之心中，而主宰之纲维之者。”[1]梁启超的观点道出了“美善之精神”对于中华伦理文明传承与发展的重大意义，揭示了中华伦理文明传承绵延的精神引领与价值拱立意义。我们认为，中华伦理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损益性的文明路径和旧邦新命的价值追求，中华美德的涵育与陶铸，中华道统的建构、拱立与护卫以及儒墨道法及儒释道伦理思想的相融互补是其根本原因，它们共同支撑并促进着中华伦理文明的传承发展。正是这种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的文化接力，“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的伦理精神及其涵育陶铸的传统美德，再加上道统的拱立与创新，使得中华伦理文明能够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并且能够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不断地实现衰而复兴，阙而复振，确保了中华伦理文明的一脉相承，使其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 一、损益性的文明路径和旧邦新命的国性基质 中华伦理文明自从伏羲、黄帝肇造以来，之所以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继继绳绳，不失旧物”，一个首要的原因是与中华损益性文明路径以及旧邦新命的国性基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华夏先民在由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时走的是一条损益性的文明路径，既继承创始的文明端绪又在其中添加与发展变化了的时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知。侯外庐比较了“中国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认为“‘古典的古代’就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的社稷”[2]。古希腊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是通过革命的路线，冲破家族的羁绊，确立私产的地位，然后再过渡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建基于私产制度之上。中国进入文明的路径是通过维新的路线从家族过渡到国家，私产制度并未得以确立，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形成所谓的社稷。中西进入文明社会路径上的差异，决定了中西道德文化起点上的差异。中国古代道德文化表现出重视宗法家族道德和国家政治道德和合的贤人气质，古希腊则表现出注重自然探讨和自我实现的智者气象。受中国文明路径的影响，中国古代道德文化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注重把个体纳入群体之中的伦理型道路，个人的独立性始终是与他人的独立性特别是群体的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之所以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重视人伦关系与家庭的和谐，重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少有的礼仪之邦，探其本原，均可追溯到中国文明的路径。 张光直先生认为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突破式和连续式两种形态，“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的西方的道路是一种断裂的道路，以中国为代表的道路是一种连续的道路。两者根本不一样，造成的古代文明也截然不同”[3]。张光直特别指出，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连续性的政治程序过程，财富的集中是靠政治权利的强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礼仪秩序与文明教化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中华文明起源的路径凝结成中华礼制的基本精神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价值趋向和价值态度。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礼既是因循的，又是变化的。一方面，夏礼、殷礼、周礼之间存在着损益关系，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与特点；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继承因循、一脉相承的，在变化的形式下又具有稳定不变的内在本质，所以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礼的内在精神和伦理本质会一代代地延续下去，百代之后也不会改变。 孔子创立的儒学，体现了继往开来的价值特质。儒家认为世界的存有是连续的，思想文化也是连续的，没有完全脱离既往的现在和未来。认识自己和他人，认识社会和自然，也需要在承继既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革故鼎新，因此复古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都是错误的。儒家既“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又主张日新不已，把“苟日新，日日新，作新民”(《礼记·大学》)视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目标，体现出“即世间而超世间”的伦理特质。儒家思想中的“穷变通久”和“革故鼎新”观念，是延续中华道德文化的价值定力与活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以及“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成为历代儒家学者体认和承传道德文化命脉的根本信仰。 与损益型的文明路径互为表里，中国形成并发展起了“旧邦新命”的国性基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旧的邦国基础上不断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达致如同鲁迅所说的“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4]。美国著名文明史专家斯特恩斯在自己所著的《全球文明史》中有一段基于文明的比较而论中国文明“旧邦新命”的话语。他说：“周人对商的征服并没有摧毁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而是使他们自己被彻底同化而成为中国人。因此，虽然周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明发展的本质和方向，但是文明的基本主题和发展模式还是承袭商朝，并且，周统治者也尽力保存其前代统治者所创造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文明。”[5]周公制礼作乐和敬德保民观念的提出，都是建立在“殷鉴”或“夏鉴”基础上的。此即“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尚书·召诰》)。“殷鉴”或“夏鉴”即是要总结夏商两代的经验教训，实现在继往基础上的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