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写过一组重要的文章，对中国社会伦理、祭祀意义、神秘主义、新实在论、郭象哲学等作了重要研究，这些研究既是他自美国留学归国后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系列重要成果，也可以看作是他的中国哲学史写作的前期准备，和其新理学建构的准备，在其思想学术发展历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关于他对神秘主义的早期研究我已经有过专门讨论，本文专就这一时期他的社会伦理概念研究做一论述分析。 1926年12月，冯友兰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这就是《名教之分析》。文章一开始就宣明“名教”是此文研究的主题： 我们常听人说“纲常名教”。纲自然是三纲；常自然是五常，这些名词的意义，都是极确定的。至于所谓名教，其意义就不十分确定了。所谓名教，大概是指社会里的道德制度，与所谓礼教的意义差不多。我们又常听说“名分”。名分，名教，这些名词都是早已流行。如《庄子·天下篇》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世说》乐广说：“名教中自有乐地。”本篇的意思，就在说明所谓名分，名教之名之意义。① 冯友兰认为，“纲常”的意义是很确定的，尤其是纲与常，但“名教”的意义不太确定。名教一词，从教的角度看与礼教的意义相近，从名的角度看又与名分的意义相近。他说名教大概指社会的道德制度，但冯友兰此下的论述并不是集中在制度，而是集中在理念。可见，这里以名教为道德制度的定义并不完整，他自己的具体解释和关注与这个定义也不完全符合。 我们学过伦理学或文法的，都知道名，即名词，有许多种类。有公名，即普通名词，有私名，即固有名词，有抽象名词，有具体名词，等等。不拘何种名词，其所指的，都是一个概念或观念，其全体或其一部分，是可知而不可感觉的。普通名词所指之全部，是不可感觉的。例如桌子，我们不能感觉“桌子”；我们所感觉者乃“此桌或彼桌”。“桌子”是概念，此桌或彼桌是个体。至于固有名词之所指，普通以为是可感觉的，但亦不尽然。② 普通名词即普遍概念，普遍概念是一类事物的抽象，所以，是不可感觉的，可感觉的只是此类之中一个个个体。那么，固有名词呢？ 例如“北京大学”一名词之所指，其中之一部分是可感觉的。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大楼，碰见他的教员学生，但“北京大学”一名之内涵——我以为固有名词也有内涵——决不只是几座大楼及几百教员，几千学生。他的二十多年的历史，他的教职员学生对于社会国家之贡献，以及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等等，都是他的内涵的部分。“北京大学”是一个观念。固有名词所指，皆是一个观念。不过固有名词所指，是独一无二的，他所指变，他的内涵也就随之而变。普通名词所指是一类；此一类中之个体虽少数有变，其结果不过是此少数不得属于此类，而此普通名词之内涵，则并不变……普通名词代表一概念；此概念的义蕴，即是此普通名词所指之物之要素，共相。这些要素或共相，若用言语文字表出，即是此名词所指之物之定义。说某某大学不算“大学”，就是某某大学没有“大学”之要素，不合乎“大学”之定义。③ 冯友兰从年轻时开始，十分注重概念的逻辑分析，这也是他此后一贯的学术特色。他认为名词的内涵就是一个概念，名词的外延就是其所指对象，固有名词的所指对象是一个，普通名词的所指对象是一类。普通名词的内涵即此名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要素或共相，这些要素或共相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定义。冯友兰这里所说的“普通”即是“普遍”。区分个体和普遍，是他的主要分析方法。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上一个君字即是指的个体的君，具体的君；下一个君字是指普通的君，抽象的君、臣、父、子等类推。孔子又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觚不觚，上一个觚字，也是指个体的、具体的觚；下一个觚字，也是指的普通的、抽象的觚。孔子主张正名，就是想叫个体的事物，都合乎他的名，合乎他的定义，换言之，即是各如其所应该。君应合乎君之所应该，臣应合乎臣之所应该。这就是所谓“君君，臣臣……”的意义。④ “普通的”即“普遍的”。一个个体要符合其所属类的普遍定义，这就是“正名”。一个君要合乎君的名，君的名即君的定义、标准、应该；一个臣要合乎臣的名，臣的名即臣的定义、标准、应该。这是现代中国哲学史学者最早用“普遍”“抽象”的概念解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正名”的意义。 在西洋哲学里，概念很重要。柏拉图特意为概念另立一个世界。中国人在理论方面，除了孔子讲正名，公孙龙讲白马非马外，其余哲学家都不讲概念。就是孔子及公孙龙所讲，虽是概念，但他们却也似乎没有自觉他们所讲的是概念。但在实践方面，概念在中国，却甚有势力。名教，名分，在中国有势力。名所指的就是概念。⑤ 他认为，名教、名分的名就是概念。道德实践离不开概念，概念是道德实践的重要方面，照他的理解，道德实践就是个体要符合普遍的概念。以下他便对忠孝等名教概念进行了分析。 就拿忠孝来说罢。臣为什么要忠君呢？有一种说法是：君待臣有恩，臣要报恩，若君待臣没有恩，臣也就不必报恩了。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豫让说：“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记·刺客列传》)⑥ 把忠孝解释为对君父的报恩，如君对臣有恩，故臣对于君的忠乃是报恩。这种说法是功利主义的说法，不是义务论的说法，冯友兰也指出这种报恩的说法不是中华文化传统的主流说法。但如后来冯友兰在《新事论》中所说，古代受聘做官者与未仕的人对于本朝的道德义务不同，道德标准不同，这也可以说属于恩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