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1-0184-10 20世纪40-60年代，英属东南非洲殖民地政府纷纷推出农业发展计划，旨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然而，这些政策非但未能有效维护非洲农村稳定，反而激起了非洲农村对于殖民统治的反抗，从而形成了“农民反对保护”的独特现象，使得非洲民族主义力量原本无力动员的农村也成为反抗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①本文主要从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的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实际效果等方面展开论述，意在揭示殖民地农业发展计划与非洲农村反抗之间的关系，以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非洲社会变迁与非殖民化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② 一 农业发展计划的出台背景 1.殖民地经济与帝国本土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英国政府层希望殖民地成为原材料供应地和工业产品市场。与此同时，在帝国统治日益面临严峻批评情况下，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推动殖民地发展，重新确立帝国的合法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0年英国殖民政府颁布了《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这一法案的公布，标志着英国放弃了此前一直奉行的非洲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原则，转而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包括农业在内的非洲殖民地发展计划，“发展”观念成为殖民政府的核心理念，“殖民政府的战后活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时期也被称作“第二次殖民占领”。③ 在这一背景下，殖民地政府更多介入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并且极力促进非洲农业的制度和技术革新，“农业发展部门取代殖民官员成为了殖民威权主义的化身”。④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殖民地政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关注非洲人农村环境的“管理”，例如生态环境的修复、土壤保护以及农业生产的改善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时的农业发展目标不仅是推动经济增长，而且试图实现非洲人的土地所有制变革，并且传播关于财富、劳动力和社会组织的新观念，希望以此来加速推进非洲社会变革。⑤ 2.维持非洲农村稳定，遏制非洲民族主义力量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环境保护主义话语在东南非洲殖民地逐渐显现。按照这种环境保护主义话语，非洲人的农耕技术容易导致土壤流失，因而是“危险而又有破坏性”。⑥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殖民统治者担心非洲人保留地的过分拥挤、过度开垦和土壤流失等问题影响非洲民众生存，进而危及殖民地社会稳定。此外，美国的沙尘暴也引起了英国政府对于殖民地土壤保护问题的关注。出口需求与人口增长因素的结合，使得非洲人农业生产取得极大进展，并开始破坏原本已经脆弱的生态平衡。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态学家对此发出了严重警告，从而导致“非洲，濒临死亡的大陆”这类标题的著作大量出现。⑦在这一情况下，殖民当局希望实现农业和畜牧业的集约化以及环境的理性化，从而减缓森林和耕地的破坏速度，使得非洲人在“自己的”地盘实现“发展”，避免非洲人的城镇化，并维持移民劳动力体系。⑧ 1935年，英国殖民部下设的殖民地农业和牲畜健康顾问委员会在伦敦举行会议，要求东非殖民地任命全职的土壤保护官员，以确定亟需采取农业防护措施的地区。此次会议之后，各殖民地日益认识到农村土壤保护的重要性，正如当时尼亚萨兰总督H.B.基特马斯特(H.B.Kittermaster)承认，自己以往对于此事疏忽大意，不过已经意识到“尼亚萨兰的土壤侵蚀和土壤耗竭将会是一个严峻而又紧迫的挑战，很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回应”。⑨ 1937年，南罗德西亚土著事务部部长称，“过去8年时间里，土壤遭受严重侵蚀的土地面积增加了60％”。在49个保留地，被侵蚀的土地面积达到10％以上，其中一个保留地甚至达到90％。据估计，“受到严重侵蚀”的土地面积“是正在耕作土地的一倍半。目前非常清楚的是，倘若不尽快采取行动，土著保留地的大片土地将变得不再适宜居住”。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南罗德西亚政府推出了《土著土地耕作法案》(Native Land Husbandry Act)。殖民地政府试图通过土地所有权“改革”来遏制保留地的生态灾难，在白人移民集中于更赚钱的烟草业的情况下，使得农民农业生产更多的粮食，并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供应。(11) 在尼亚萨兰，由于遭受了自殖民地建立以来最为严重的饥荒，20世纪30年代以后，殖民政府日益关注南部地区较高的人口密度及其对于土壤侵蚀的影响。(12)欧洲种植园主宣称，这场大饥荒是由于非洲土著人口过多所造成。而且，由于殖民政府所规定的烟草价格过高，因而非洲农民更感兴趣于种植烟草，而非粮食作物。殖民当局也倾向于将灾荒解释为非洲人口过多所导致。(13)1949年，殖民地农业总监R.W.凯特维尔(R.W.Kettlewell)强调，殖民当局需要“在未来数年时间里彻底改变其农业政策，否则将大难临头。非洲人口在不断增加，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非洲农民具备改变生产方式的意愿或者能力”。另一位殖民官员则警告殖民政府，日益加快的城镇化将对于部落生活造成破坏，“非洲人应当待在农村”，但是这需要提高非洲农业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加快推行农业发展计划。(1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肯尼亚的欧洲移民农业进入繁荣时期，而非洲保留地则处于社会和经济危机的边缘，特别是在中部省和尼扬扎省，保留地土壤肥力遭受严重破坏。20世纪30年代末，保留地的农业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官方的关注焦点，不过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政府没有太多精力关注此事。在战争结束之后，这成为政府农业政策的紧迫任务。1942年至1943年严重的粮食危机更是预示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农业总监于1945年报告说，土著保留地的地力下降超过50％。此外，随着非洲人口的增长，土著保留地的拥挤问题也变得更为严峻。而且，随着土壤肥力下降和保留地人口密度的增加，土地所有权归属更为碎片化，大量家庭所占有土地根本无法维持生计。按照殖民地农业部的估计，在中部省的非洲人地区，24％的地产小于维持生计所需的2.5英亩，而在霍尔堡(Fort Hall)等地，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4.8％。随着保留地自给自足的经济遭受破坏，保留地的社会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在中部省、尼扬扎省和马查克斯(Machakos)等地，土地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土地购买与销售变得极为普遍，这进一步加剧了阶级形成，并引发了保留地内部关于土地的激烈斗争，相关的法律案件急剧增多，“在这样一个争夺已经遭受侵蚀的土壤的过程中，不同家庭相互冲突，兄弟反目成仇”。(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