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1-0115-09 约公元30年，中亚大月氏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30-80年在位)崛起，领兵统一诸部，建立了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此后百余年间，贵霜帝国南征北战，不断扩张，其疆域在迦腻色迦(Kanishka I，127-149年在位)时期达到鼎盛，囊括了阿姆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的几乎全部土地①。当此之时，贵霜与东汉、帕提亚(Parthian)、罗马并为四大强国。 在同一时期，为了避开帕提亚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垄断，罗马商人积极开展印度洋贸易，寻求同印度海岸的直接交往②。罗马—印度海上贸易不仅对印度的西部州(Western Ksatrapas)和百乘王朝(Sātavāhana dynasty)之间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起到重要作用③，而且对崛起之中的贵霜帝国也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推动了贵霜商业的发展。罗马商人在印度海岸的大规模贸易活动诱导贵霜商人参与到远洋贸易中，刺激了贵霜帝国在公元1世纪末至2世纪的全面贸易扩张。 尽管贵霜并未直接控制印度西北海岸的港口和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但是贵霜与西部州、塔里木盆地之间曾维持着长时间的互惠贸易关系，这些地区的统治者们允许贵霜商人扮演着欧亚海陆贸易网络里的中介者角色。贵霜人因此得以有效地参与到长途贸易中，从事各种物品特别是奢侈品的贸易，例如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田的玉石、阿富汗北部的青金石以及佛教“七宝”中的诸类物品④。 文献和考古材料表明，公元1世纪末，贵霜人在国际贸易中开始崛起，他们同西印度洋、东南亚以及帕米尔以东(主要是指塔里木盆地至中国内地)均保持着相当规模的长途贸易，建立了一套以婆卢羯车—犍陀罗(Barygaza-Gāndhāra)一线为轴心的国际贸易网络。其中，婆卢羯车是印度西北海岸古吉拉特(Gujarat)地区的重要港口，犍陀罗是贵霜的都城和陆路交通枢纽。总体上看，西印度洋地区是其贸易体系的下游的东方物产出口市场，东南亚和帕米尔以东是其上游货源市场。 一、贵霜商人在西印度洋 贵霜商人参与到西印度洋地区的远洋贸易中，这已经由最近在索科特拉岛霍克洞(the cave Hoq on Socotra)发现的婆罗迷文(Brāhmī)、佉卢文(Kharosthī)和巴克特里亚文铭文所证实。索科特拉岛是同名群岛的主岛，位于亚丁湾与印度洋的交界处，西南距非洲之角240公里，北距阿拉伯半岛380公里，行政区划上属于也门共和国。该岛处于红海、波斯湾、东非、印度以及阿拉伯半岛之间多条航线的交汇点上，是古代印度洋海上交通的枢纽。2001年，一支比利时考古队在霍克洞取得重大考古收获，他们在洞穴深处的壁面上发现了近250处铭文和刻画图案⑤。其中，大部分铭文用印度的婆罗迷文书写，少数用南部阿拉伯文(South Arabian)、古埃塞俄比亚文(Ethiopian，即阿克苏姆文/Aksūmite)、希腊文、帕尔米拉文(Palmyrene)、佉卢文和巴克特里亚文写成。这批铭文的解读工作已经由斯特劳奇(I.Strauch)率领的古代语言学专家小组完成，成果收录在近期出版的《索科特拉岛上的外国水手：霍克洞的铭文与图像》一书中⑥。根据该书的研究，这批铭文和图像的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6世纪，是到访该岛的外国水手们留下的。它们无疑为研究这一时期印度洋贸易网络提供了宝贵线索。从铭文字体和内容来看，铭刻的创作者主要是来自印度古吉拉特海岸的商人。其中，有两处铭文提到州长(ksatrapa)头衔，它们的创作者应当是西部州政权官方资助的商人。另有巴克特里亚文和佉卢文题铭各一处，这两种文字都是贵霜帝国的官方文字，暗示了西北印度的贵霜商人也曾从古吉拉特的港口启航，来到索科特拉岛。 多种早期文献也记载了在西印度洋地区有印度商人出没。不过，在“印度商人”这一总体名称之下，其具体人群构成随时间的发展有所变化。从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里，我们只能笼统地了解到这些“印度商人”来自印度西海岸，如南方的利米里克(Limyrikê，即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和北方的婆卢羯车⑦。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即贵霜帝国进入鼎盛时期之后，从印度海岸扬帆前往西印度洋地区的船员中还包括了贵霜商人。换言之，来自西北印度的贵霜商人开始参与到西印度洋的贸易中。考古学首先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据，在阿曼的罗里湾(Khor Rori)遗址，考古工作者曾发现了一枚贵霜王迦腻色迦的铜币⑧。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两条古典文献材料中窥测到这一变化。第一条材料来自希腊作家克里索斯托姆(Dio Chrysostom，约公元40-120年)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所作的一次演讲，其中一段提到了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人： 我刚才关于这座城市的言论是想要说明，你的任何不当行为都需要承担责任，要知道，你的言行并不隐秘或只是展示在少数人面前，而是展现在全人类面前。因为我发现在你们中间，不仅有希腊人和意大利人，以及邻近的叙利亚人、利比亚人和西里西亚人(Cilician)，也有来自更遥远地区的埃塞俄比亚人和阿拉伯人，甚至还包括巴克特里亚人、斯基泰人(Scythian)、波斯人以及一些印度人，所有这些人都是你们剧院观众的一部分，每场都坐在你们身旁。因此，也许当你聆听一位熟知的竖琴师的演奏时，你自己也被无数不认识你的人所倾听；当你观看战车御者的表演时，你本人也被无数希腊人和蛮族人所观察。⑨ 克里索斯托姆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布鲁萨(Prusa)，是一位出色的雄辩家。他只到过亚历山大里亚一次，于公元102年来到这座城市并发表演说，次年旋即返回布鲁萨。因此，上述引文所反映的应该就是公元102年的情形。这位辩论家在演讲中谈到了出现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各种外来人群，其中包括来自遥远地区的巴克特里亚人。而且，他将巴克特里亚人与印度人并举，说明二者在他眼里是有区别的。克里索斯托姆在此罗列各色人群可能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意在突出亚历山大里亚是一座异域人荟萃的大都市，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他在这座港市亲眼见到过巴克特里亚人等异域人的可能性。他所谓的巴克特里亚人是指来自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贵霜人；印度人则指印度半岛的居民，他们可能来自贵霜帝国的印度疆域，也可能来自南印度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等贵霜控制之外的区域。我们还注意到这次讲演的时间点也很重要，此时正处于贵霜王维马·塔克图(Vima Takto，80-110年在位)统治的晚期。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在经济、文化和制度层面对贵霜帝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过去我们认为，抵达印度沿海甚至深入中亚腹地的罗马商人及其商品是形成这种影响的主要媒介。现在我们又认识到，贵霜商人也曾主动跨越印度洋，深入到罗马帝国本土开展贸易，他们是罗马文化影响贵霜帝国的另一载体。由此看来，印度洋的远洋贸易是双向的，罗马与贵霜商人都曾参与其中，依托于这种贸易的文化交流无疑也是双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