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2-0132-12 与私人读报活动的个体体验不同，晚清时期，个体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公共空间”的阅读活动，则展示了公共阅读的社会价值。宽泛意义上的阅报组织从现代报刊产生之初就已经出现，比如早期的报馆就具有公共阅读的某些功能。后来一些书馆、书院、学堂、学会、官衙创设书报阅览室，使公共阅读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清末阅报社的发展，则为更多的读者提供了读报的机会，推动了公共阅报的大众化，以达到广见闻、开民智、树新风的目的。阅报社的广泛开设，与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有关，也与地方社会各种势力的价值取向及文化话语权有关。从组织建设与组织传播的角度看，创设面向大众的阅报社，需要资金、人力、场地等基本条件，从而涉及权力控制、资本筹措、阅读空间、社会价值等方面的问题，而读者在公共场所的读报活动，则具有丰富的社会意涵和文化价值。 一、甲午之前阅报场所发展与公共读报方式的演进 这里所探讨的报刊“公共阅读”，主要从报刊传阅的角度上考虑，一般而言，报刊如果置于公共场所，被不同的读者所阅读，就具有公共阅读的性质。从这个层面看，鸦片战争之前，梁发在广东科举考试之际所散发的宗教书刊，对于参加科考的士子而言，就具备公共阅读的某些特点。而林则徐在广州禁烟之际，下令收集并翻译粤澳出版的报刊，由于需要聘用相关人员进行新闻加工，也由此具有“一报多读”的特点。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号虽然仅印刷了600份，但是，由于在广州的外国人向中国人大量散发，所以后来又加印了300份。据《中国丛报》调查，甚少有华人出资订购，但辗转获得，阅读之后，多如称道。①一些读者免费获得的刊物，就有可能被其他读者推荐或者在其他公共场所阅读。但是，从总体上看，鸦片战争之前，集体性的读报活动还非常少见。 早期的报馆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报刊，使一些报人兼具读者的身份，有机会读到多种新式报刊。如墨海书馆于1843年成立后，便成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翻译和出版中心，它广泛收集各类西方书报，尤其是加强与至沪轮船的联系，获取西方报刊的大量新闻。《六合丛谈》的“泰西近事述略”，便是翻译的西方新闻汇编，其第二期的新闻中就声称“火轮驿船以林至沪，驰递泰西诸札”。②而麦都思虽然在香港创办《遐迩贯珍》，但他长期定居在上海，因此，墨海书馆便成为这份刊物在上海的发行中心。其时，王韬、李善兰等“秉笔华士”都在墨海书馆任职，有机会阅读《遐迩贯珍》，而其他香港报刊也通过墨海书馆在上海发行，这在王韬的日记中可以得到印证。由于麦都思、慕维廉、韦烈亚力等多名传教士大力译介西学和编撰书报，在馆内工作的华人助手便有机会阅读来自西方和香港的书报，而郭嵩焘偶尔造访墨海书馆，便能够获赠《遐迩贯珍》，说明墨海书馆的确藏有不少当时出版的中文报刊。在1850年代，尽管传教士报刊在内地的发行并不理想，但是，墨海书馆却凭借其获取海外新闻和传播文化的优势地位，将现代报刊作为“公共读物”置于馆内，至少让华人助手有机会阅读新式报刊。从这个层面上看，王韬等人的读报活动，体现了“公共阅读”的某些特征，他们是借工作之便接触到各类报刊，尽管墨海书馆可能没有书报借阅的条例，但它体现了新式书刊组织化传播的某些特征。 1860年代之后，随着洋务运动的逐步推行，“新闻纸”便成为洋务派人物了解西方社会的重要窗口。在一些洋务派代表人物的衙门中，订阅报刊便成为一项公共事务。曾国藩、刘坤一、李鸿章等地方大员，注重了解国外时局，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国际资讯。这就为中外报刊进入官方机构提供了条件。如薛福成自1865年进入曾国藩幕府后，通过阅读“外国新闻纸”，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日本废藩府、日本内战、明治维新、朝鲜内乱、美国南北内战、布法战争等国际新闻，通过阅读《香港新报》等中文报刊，了解国际贸易状况。正是由于薛福成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为他以后成为驻外使节创造了条件。而在1872年前的4年，薛福成一直在两江总督衙门担任幕僚，他所看到的中外报刊，应为总督衙门所订阅。除了薛福成之外，其他官员和幕僚也有机会看到一些报刊。与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的吴汝纶，也在曾国藩幕府看到了大量报刊。同治丁卯年(1867)十一月二十一日，吴汝纶在日记中记载：“是日见新闻纸，谓法国与布国(普鲁士)战，是西洋各国有不和之征，中国之利也。”③吴汝纶关注的布法战争，延续了几年，同治十年(1871)，薛福成在日记中也多次记载了布法战争的进展，如二月二十五日记道：“新闻纸电报云：布、法议和，日耳曼军皆退出巴黎斯城，布相亦已回国矣。”④由此可见，两人都是在两江总督衙门通过看报纸了解国际时政，而两人对西学的了解与平时的广泛阅读有着直接关系。两江总督衙门所订购的书报，对于曾国藩的幕僚们而言，具有“公共读物”的性质，这是当时幕府政治的一大特色，也是洋务派较为开明的表现。 与衙门内报刊局限于一定层次的少数读者不同，随着商业报刊在街头的出现，一些娱乐休闲场所为了招徕生意，也开始订阅报刊。1870年，上海福仙园茶馆所刊登了一则广告，声称：“本茶馆有字林洋行本地新闻纸给茶客看视。凡贵客来本馆饮茶者，轮流请看，可也。”⑤这则刊登于《上海新报》第一版的广告，所指的“新闻纸”就是当时由字林洋行所创办的《上海新报》。然而，在此之前，以《上海新报》每期不到1000份的发行量，要大量供应给各处茶楼，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1870年代之前，有机会在公共场所阅读“新闻纸”的读者是较为少见的。 在1870年代，随着《申报》等商业性报刊的发展，在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报刊进入公共场所的机会大增，尤其是《申报》在城内重要商铺设置代售点，方便了普通民众购阅。早期《申报》标榜其读者群体以“市肆之人”为多，并声称：“购一《申报》，全店传观，多则数十人，少则十数人。”⑥早期《申报》对店铺的看重，是由于当时邮政不发达，报纸传递不广，而店铺是人群聚集之所，置一张报纸于其中，顾客便有可能“随意观看”。由于报纸提供了一般人难以知晓的新闻，而店铺为顾客营造了一种“场域”，通过读报或者听讲新闻，顾客可以获得许多重要新闻和商业信息，也可以参与到“公共的闲话”讨论之中。因此，对于许多店铺而言，放置一份《申报》，则意味着营造了一种文化景观，报纸不仅供顾客围观，还成为一种资讯的象征，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