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15)12-0127-10 虽然中国长城形象自修筑之时，便经由商人、使节、流亡之人等媒介，传播至中亚乃至欧洲，但西方社会对于长城系统的介绍与初步讨论，却是始于近代时期基督教向世界传播的过程。西方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不仅开始将长城形象越来越清晰、完整、准确地传递给西方社会，而且还将西方科学手段运用于长城考察与测绘，从而推动了中国长城地图史的发展。继传教士而来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使团虽然对长城只是浮光掠影之“掠过”，却从国际战略、军事技术之视野加以审视，其所传播的长城形象也成为近代西方世界关于长城形象的直接来源。20世纪前后，西方探险家的中亚探险则为西方长城史研究提供了独特资料，推动了20世纪初期西方长城史研究迅速发展。西方长城形象虽来自于中国，但由于立场、文化等各方面因素之影响，在长城记述、研究中融入了西方历史文化中的诸多因素，并反过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了近代中国对长城的认知，构成了我们当前关于长城认识体系的重要部分。本文尝试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近代以来西方世界长城形象的演变、记述与研究脉络，进行系统考察，并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西方世界对中国认识的时代变化与观念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长城文化史”的研究范式。 一、近代以前西方世界的长城形象 长城修筑之后，不仅在中国屡屡见诸书简，而且在遥远的欧洲，通过商人、使节，甚至军人，中国长城形象也很早便为西方所知。只不过这种印象较为零碎而肤浅，目前所见西方关于中国长城的最早记载可能始于公元四世纪。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马尔塞林的《事业》一书“在地图描写中，则已述及长城”①。《事业》载：“在东方和距两个斯基泰地区以远的地方，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廓将赛里斯国环绕了起来”②。西亚、东欧因距中国较近的缘故，应很早便对长城有所了解。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了疆域辽阔的蒙古帝国，打通了欧亚交通的走廊，为欧亚世界的广泛交流提供了条件。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物，《马可·波罗行纪》成为13世纪中外交流的最著名例子。但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行纪》是其亲历还是摭拾西域商人旧闻，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怀疑者提出的最大证据是马可·波罗竟然对中国的万里长城视若无睹。但也有辩护者称长城当时已甚颓败，并不雄伟，马可·波罗不加记载也属正常。但从目前所见长城遗迹来看，这一辩解显得无力。马可·波罗曾由哈密至肃州、甘州，以后至太原、平阳，这些地区皆有长城贯穿，目前在哈密以东至河西走廊尚可见汉长城高大沧桑之烽燧与突出连绵之墙体，在沙漠、平川上十分显眼。若马可·波罗确曾亲历，估计会给他带来相当的心理震撼，记载的可能性要大于不记载的可能性。虽然《行纪》记载了肃州、太原、平阳等地“环以墙垣之城村”、“环墙之乡村”③。所指应为府州之城及地方堡寨，也是长城之一部分，不过最明显的连续墙体还是未见记载。无论如何，西方世界并未通过《马可·波罗行纪》获得长城的形象。 与西欧相比，阿拉伯世界对于长城的记载较晚且少。有学者认为生于巴格达，到过中国沿海的马苏弟于公元955年撰成《税制考》一书，已明确记载长城。《税制考》(第43页)：“大地的最东方，乃中国和新罗国的边界，直到戈(Gog)和麦戈(Magog)的长城。”1896年，卡拉·德·沃将该书加以翻译，称：“该段里德戈和麦戈长城，乃中国的万里长城”④。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阿拉伯商人频繁至中国贸易，但却很少记载长城，有观点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商道主要在东南海路有关。随着蒙古帝国欧亚秩序的建立，大体与马可·波罗同一时期的埃及学者努威里(1278-1333)，在其名著《文苑观止》中明确记载了长城。“穿越中国要走6个月的时间。那里有许多无人能够逾越的高山，像城墙一样环绕着它。那里还有许多非常宽阔的淡水河。据说中国国王拥有一道城墙，只在遇到极高的山和很宽的河的地方才会断开”⑤。 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继帖木儿之后，平定叛乱，派遣使者赴明朝。火者·盖耶速丁(Hafiz Abru，？-1430)根据使团日记，撰写出《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记载了明初河西走廊的烽火传递制度。⑥不过这一关于明初长城之信息，在目前所见资料中，并未有传至西欧的记载。近代西欧广泛熟知长城是在明后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 二、16—17世纪西方世界关于长城形象与早期研究 明后期至清前期，西欧各国与天主教会向中国大量派遣传教士，至乾隆年间达到高峰。最初踏上中国土地的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此后意大利、法国等传教士也先后进入中国，他们成为近代欧洲最早记载长城的群体。 葡萄牙人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一般被认为是第一位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他于1522年底(明嘉靖年间)到达广东，写出《一位先生向沙勿略神父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1548)》⑦，指出中国与鞑靼交界之地，筑有坚固城墙，长度相当于一月或更长之路程。城墙依山而建，山顶以尖镐劈开，形成墙状，山谷之墙基非常结实。士兵驻守于城墙上之堡垒之中，城墙上还有许多监视哨。但鞑靼军队还是曾经进入过城墙。在沙勿略之后，葡萄牙军官、商人加里奥特·佩雷拉于1549-1553年在福建经商，《关于中国的一些情况》(载《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是他自1551年开始写作的关于中国之笔记，但只记载了中国与鞑靼由山脉隔开，“山上有一些关卡，关卡两边都有军事力量和守卫部队”。16世纪后期，葡萄牙人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曾到达中国南部，撰成《中国志》(Tractado)，并出版于1569年。指出中国筑有一道长一百里格或更长的，中间被山脉隔断因此并不连续的长城，把他们和其他人分开来，防止鞑靼入侵。⑧这些著述关于长城之记载既非常简略，又欠缺准确，这与他们活动范围始终限于南方，对于长城只是耳闻，而未目睹有关。这些著述反映的长城依山而建、利用地形之特征是16世纪明代社会的普遍常识，这一常识也相应成为西方人笔下长城的主要特征之一。长城是为防御鞑靼而建的观点也成为18—19世纪西方人长城功能的普遍认识，在20世纪初期才遭到地缘政治学视角之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