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北京皇城城墙拆毁研究(1915-1930)

作 者:

作者简介:
贾长宝,柏林自由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汉学系博士研究生。柏林 14095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北京皇城城墙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作为明清北京四重城中皇城的边界,直到民国成立时仍基本保存完好。1915-1924年间,京都市政公所为改善北京城交通,在皇墙上开辟大量豁口,并增加门洞,修建穿墙道路。1921年3月,市政公所为节省经费,创议“拆取皇墙旧砖,用于大明濠排水渠整修工程”。同年6月起至1927年,市政公所和内务部组织拆卖了8公里以上的皇墙,所得砖瓦除用来修建大明濠外,还被大量拨给政府机关或高官倒卖牟利。颜惠庆两次组阁期间,曾下令市政公所中止拆墙取砖行为,但随着其失势,该禁令也失去效力。在舆论压力下,1927年8月至9月,国务院总理潘复派专员查办“拆卖京师皇城事件”,却因案情复杂、牵涉范围过广而未能公布完整的调查结果。何其巩担任北平市长期间(1928年6月至1929年5月),结合“北平文化游历区”的建设,力阻工务局局长华南圭的拆墙主张,对皇墙进行了有力保护;但在其离任后,1929年9月至1930年底,工务局又将剩余皇墙部分拆毁、取砖,以完成大明濠的整修。此时,原周长约13公里的皇墙,只留下不足2公里的一小段。皇墙的被毁,与北京城近代化转型过程中当局的市政建设理念存在密切关系,即“保存遗迹的愿望作为对帝国遗迹的炫耀,必须让位于市民公共利益的需要”。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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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有着3000余年的建城史和800余年的建都史,“其地承前启后,源远流长”①,自金贞元元年(1153)起,先后有金、元、明、清四朝定都于此。自元代营建元大都起,北京就形成了三重城垣的基本格局。此后经历明永乐年间重修紫禁城和嘉靖年间复修外城,使北京城形成了明确而完整的凸字形、四重城垣的结构,即俗语所说的“内九外七皇城四”,一直延续到清代至民国,甚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皇城作为“民不得出入”的禁垣,承担了苑囿、祭祀、宗庙等皇家服务功能,是紫禁城到内外城的过渡,作为皇城边界的红墙自然也有重要的历史和人文价值。皇城城墙(以下称“皇墙”)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共历3次增筑,总长约13公里②,2003年测量仅存1900米③,其中绝大部分的损毁发生于1930年之前。

      在北京城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城墙很早便引起学者的关注。清中后期,就开始有学者关注城墙的变迁,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如《日下旧闻考》(1788)、《宸垣识略》(1876)、《(光绪)顺天府志》(1886),民国时期陈宗蕃所著《燕都丛考》(1930),原北平市政府秘书处编《旧都文物略》(1935),以及朱楔所著《北京的宫阙图说》(1938)等,对北京皇墙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遇和状况都有记录和讨论。《旧都文物略》前言有云:“纪故都事物,勒为专书者,亡虑数十百种……或疆域过广,如《顺天府志》之类记载遍京兆二十余都邑;或过狭,如《燕都丛考》之类,仅及市内坊巷。至于《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等书,例较近矣,然而成书皆在近数十年以前,玉步已更,河山非旧,一切情态变迁实多。”④此番感慨虽有编者附会编纂缘由之嫌,但某种程度上也是实情:关于“旧都事物”的传统研究虽然书目繁多,但研究某一对象如皇墙的专著却尚付阙如;传统著作的描述在时间上跨有两三百年之久,所记沿革虽细,却缺乏必要的讨论。

      1924年4月,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在巴黎出版,后经侯仁之于伦敦购得并引入国内。⑤喜仁龙一书分“概述、内城和外城”三个部分,对皇墙却忽略未提。近些年国内发表的研究成果中,以皇墙为专题的仍寥寥无几。王国华《北京城墙存废记》“汇集的关于城垣的史料,只限于北京的内外城垣,至于皇城、紫禁城的情况一般并未涉及”。贺善徽《北京的旧“皇城”》、刘鹏《北京的城垣》和刘建斌《皇城春秋》,对皇墙进行了一些浅显的事实描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谢敏聪在其专著中,用较大篇幅讨论了皇墙的历史变迁。史明正从近代化转型的角度研究市政管理机构对北京城的改造和建设,其中也涉及对皇墙拆除的讨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李燮平、常欣对明清档案文献中对皇城规制、尺度的记载做了详细的统计和讨论,并从皇墙拓展、皇城制度改变的角度,提出了自己关于明清皇城沿革的观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兵从民国北京城身份的改变、军阀胡乱施政和市民意识觉醒的角度,对皇墙受到的损毁和保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九三学社的刘北北结合实地调研,对皇墙的历史、现状和保护进行了讨论。⑥本文主要依据民国市政档案、报刊文章、政府公告等一手材料,对民国时期北京皇墙遭受破坏的过程和原因进行考证和讨论。

      一、北京皇城城墙的沿革、范围和长度

      明清北京皇墙是在元大都萧墙旧址上修成,在南、北、东三面较旧址稍有拓展。朱偰考证云:“明成祖永乐十五年改建皇城于元故宫东,去旧宫一里可许,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过之。宣宗宣德七年展紫禁城东面……始奠今日之基,此二城之起源也。”⑦

      

      图1 清代北京四重城示意图

      资料来源:据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文津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清北京城(二)·乾隆十五年”绘制。

      明初南京宫殿与元大都不同,乃是以“宫城”为“皇城”,宫城之外没有外禁垣。洪武十年(1377)改造南京宫殿,将洪武六年修筑的“内城”改为外禁垣,并将宫城与外禁垣一起统称“皇城”。这一称呼上的习惯一直延续到永乐北京城的营建。弘治《大明会典》中将南北两京的宫城称作“内皇城”,外禁垣为“外皇城”;直至万历年间重修《大明会典》时,才正式将北京“宫城”与“皇城”的称呼区分开,并被后来《明史·地理志》等继承,即宫城称“紫禁城”,外禁垣称为“皇城”。⑧皇城西南因有元代大慈恩寺(一说为金代“大庆寿寺”,又名“双塔寺”,建于1186年)⑨,永乐十五年建皇城时将其完整保留下来,“东为灰厂,中有夹道,故皇城西南一角独缺”。⑩朱棣去世后不久,皇墙被局部增筑了两次:一、宣德元年(1426),汉王朱高熙谋反失败,御驾亲征的宣宗将其押解回京拘于西苑,后拓展皇墙西垣,在西安门内营造“逍遥城”,将高熙父子囚禁于内;二、宣德七年(1432),“上以东安门外缘河居人,逼近皇墙,喧嚣之声彻于大内,命行在工部改筑皇墙于河东”(11),即上文所引朱楔言“宣宗宣德七年展紫禁城东面”,东移的皇墙将玉河一段隔于皇城之内,于新东垣重建东安门,玉河西旧门址上建东安里门。(12)经过皇墙向南、北、东三面扩展后,紫禁城作为皇城的中心更为突出。清初“定都京师,宫邑维旧”,基本上沿用了明代北京城的建筑,只是将位于千步廊南端的“大明门”改称“大清门”,“承天门”改称“天安门”,“北安门”改称“地安门”。(13)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1754-1760)重建长安左、右门,增筑两门外围墙,并在两端增设“东、西三座门”,前者位置大约在南池子南口到北御河桥中间、皇史宬东园墙处,后者位置大约在南长街南口,即中南海东园墙与皇城南墙相接的地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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