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3-0149-13 清廷自乾隆二十二年统一整个蒙疆区域后，整个蒙疆危机已启肇端。其后无论是基于清廷、蒙旗的需求，还是内地商民人谋生拓业之渴求，越来越多的内地商民人前往蒙古草原从事垦种或商贸活动。但囿于对旧有禁例之坚守，清廷的边疆治理政策仍停滞于法律层面对蒙旗的“特殊保护”、“禁止无票商民前往蒙古”和“有票商民不得长期居住”的话语宣传上，对内地民人移居蒙古、开发蒙疆，进行严格限制，从而错失了至为关键的近140余年(1757-1898)的宝贵时间。直到维新变法后，随着内外危机急剧增加和大片土地沦丧，清廷才最终推出“边疆新政”，炼石补天，进行应对，开始在藩部地区推行新政，试图通过拓垦务、开矿产、办公司、设商会、办银行等措施，对外实现“护我利权”、巩固边圉，对内实现促进各部经济发展、改善部众生活的双重目的。此等尝试，客观上对藩部地区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但却为时已晚，最终又因政治腐败和侵夺蒙旗利益遭到各部反对，导致此类新政归于失败。晚清“兴边利”属边疆民族史、政治制度史、经济史等课题的交叉内容，一直以来未得到充分关注①，更未作为整体对象进行研究。本文将以晚清各蒙旗为中心，具体探索清廷及时人“兴边利”政策出台的诱因，时人的诸多建议，“兴边利”的主要内容、具体效果，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前国家的边疆治理提供些许借鉴。 一、晚清“兴边利”政策的出台 (一)解决内在危机的迫切需要 晚清内外危机的增强导致清廷财政匮乏，无论是应对战争之需，还是企图自强，均需财力支持。为此，几自咸丰后，清廷上下为“开利源、裕国用”，绞尽脑汁。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厘金制度的推行，藉增征课税解决财政困难。但无论是针对下层民众，还是针对商家大贾，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征赋税。清廷不得不另筹办法，解决拮据的财政问题。为此，甲午战后随着内部统治的恶化，开矿产、办公司、兴商务、办银行等，遂成为清廷和地方官员试图采取的应对方略，藉此发展民生、补给国用②。 当然，晚清“兴边利”政策的最终出台，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各藩部自身的问题。即自晚清后各藩部的逐渐贫困、生计日艰，开始迫使清廷进行应对。它试图通过“兴边利”去改善藩部部众生活，减轻清廷治理各藩部的压力。而且如此的压力，早在道光后就在与日俱增。如早在道光十一年三月，有官员就向清廷奏报称：“张家口驻防满洲、蒙古官兵，近来户口倍增，生计日形竭蹶”，要求救济③。又如道光十六年库伦办事大臣多尔济喇布坦等奏称：“喀尔喀土谢图汗部落各旗游牧，迭次被灾，不能相助”，其赤贫蒙古人达一万八千一百七十一名，度日维艰④。随着部众的日益贫困，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日渐严重。贫穷将导致某些蒙部无法自养，作乱地方的事件也不时发生⑤。尤其是同治后席卷西北的民乱、马贼，再度使内外蒙古遭受惨祸⑥。而人祸之后的天灾也不时降临蒙古各部，更使不少蒙旗雪上加霜，生活艰苦⑦。在生活日益艰难、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不少蒙部对清廷统治渐感不满，乃至进行抵制⑧。同时期蒙古内部也逐渐显示出“叛清”痕迹，如东蒙古台吉托克托虎等就与宋英、程广学等结合，以复仇为名，杀毙民人二十八命⑨。 光绪后，各蒙古状况进一步恶化。光绪二十四年，伊犁将军长庚向清廷奏报了蒙古负债累累的事实。他建议清廷强化旧有理藩院则例，限制民人向蒙古放债⑩。但长庚等建议并没有起到改善各蒙古处境之目的，此后，随着中国整个政治环境的恶化，各蒙古生存环境更为严峻，各处负债比比皆是。如东蒙古的札萨克图郡王乌泰，庚子前曾向万庆、永盛等商号借银数万两，庚子后又向俄商借银四十万两(11)，最终不得不拿全旗路矿牲畜作抵(12)。又如东蒙古的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后旗，至宣统元年十一月，该旗也因练兵及举办各项新政，累欠达十五万余两，无力偿还，要求官为代借，以地租作抵，按年归还(13)。而外蒙古的土、车两盟，至宣统后更是债台高筑、资不抵债(14)。杭达王一旗，至库伦宣布独立前，亏欠华商债项已达六七百万之多(15)。 为应对各蒙古此等变局、解决蒙众生计、缓和清廷治理蒙部压力，光绪后清廷不得不开始思考发展蒙古生计问题，其中“兴边利”即充分利用蒙古本身资源，解决各蒙古自身问题，遂成为时人鼓吹对蒙古实行新政的重要内容，并使“兴边利”顺理成章地成为解决各蒙古内在问题的政策方面的首要选择和理想设计。 (二)抵制沙俄等外来侵渗的迫切需要 甲午战后，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开通，俄方对中国蒙古各部经济侵略也大大加强。如东清铁路铺设权、管理权让与俄方后，为俄人控制蒙古提供了极大便利。正如徐世昌所言：“东清铁道敷设权让与俄人……彼复改轨由呼伦贝尔穴内兴安岭而南下……盖全伦形势，西控车臣诸部，南卫昭乌达各盟，东北由吉拉林而下，则可达漠河，东南则为卜魁省治之。……欧风之东渐也，其铁路所到之处，及其兵力所到之处。”(16)庚子之败，恰恰为俄方提供了如此机会，俄方抓紧对蒙边进行经济殖民。如1860年俄方在库伦等外蒙古地区仅有1家商行，但至1885年却增至10家，至1903年又增至15家(17)。此间俄方又藉西比利亚铁路交通便利，倒灌俄茶，几乎垄断了蒙古地区的茶叶贸易。1892-1901年十年间，俄方每年由华输俄的茶叶平均约值10177000关两(18)，直接导致一直以蒙古清茶票规为大宗人款的理藩部也大为叫穷，不得不公开承认“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由西比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口窳，费重难与竞争”(19)。金融方面，庚子后俄方也加速了对中国传统藩部蒙古地区的控制。至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俄方道胜银行在各蒙古重要城镇纷纷建立了分行，导致俄币风行，成为蒙古地区尤其是外蒙古草原上的主要流通货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