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美国“再工业化”进展概述 长期以来,美国产业结构的轻型化、空心化、金融化蛀蚀其自身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由此引爆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反映美国过去那种“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后危机时代,美国政府已逐渐意识到本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产业虚脱现象,期待以“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推进来重归实体经济,从而抢占未来国际经济与科技革命的制高点。 美国于2008-2012年期间集中酝酿和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先后制定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战略计划”,并设立了国家增材制造创新中心、数字制造和设计创新中心等先进制造技术研发创新中心,为“再工业化”的实施和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自2010年《美国制造业振兴法案》生效至今,美国“再工业化”进程已经历五年之久,不可否认,美国制造业回流和经济结构调整从2013年起已见成效。由于一些从事高端消费品、精密制造业、汽车和工程机械生产的跨国公司纷纷将企业回迁,2013年上半年,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从2012年同期2270亿美元缩减至2250亿美元,且全年制造业产量增长2.3%,出口总额2.3万亿美元,比2009年1.55万亿美元增长48.4%,扭转多年以来逆差不断膨胀的颓势局面,但近年失业率依然游走于美联储设定的6.5%门槛之上(见图1)。2014年2月美国非农就业报告数据显示,新增17.5万就业岗位中大部分得益于低工资行业(餐饮服务业、零售贸易业、管理辅助和垃圾处理业等),只有0.6万来源于制造业[1]。美国制造业企业回迁的典型案例,如美国建筑机械巨头卡特比勒公司(Caterpillar)为一家生产挖掘机、农耕机和拖拉机企业,当前已把挖掘机业务从国外迁回德克萨斯州;Sauder为一家美国家具厂商,把生产线从过去较低劳动成本国家撤回美国;NCR将提款机产品业务回流佐治亚州;Wham-O将其一半的飞盘和呼啦圈业务从墨西哥和中国收回,转在美国本土生产[2]。即便美国政府已尽力鼓励制造业企业回归本土,但美国欲通过“再工业化”推进经济快速复苏的动力趋势仍十分脆弱,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距离实则漫长。
2 美国“再工业化”路径定向:突出高端制造业核心创新优势 以熊彼特[3]的创新理论作为依据,创新的非连续和非均衡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每一次经济萧条都可能孕育着下一轮的科技革新。在美国次贷危机所牵动的全球经济放缓的后危机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行的“再工业化”已然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拐点。“再工业化”的进程中必然要求以持续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其中技术革新应是经济复苏的根本动力。美国当前“再工业化”进展缓慢,其根源性弊病在于美国为实现“再工业化”的路径定位存在模糊和偏差,并未根据本国自身现实状况牢牢抓住以创新驱动增长的本质。具体如下: 第一,美国政府依靠政策硬度扶持制造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人为回流,实属国际产业转移“逆向流动”,极易扭曲市场资源配置,制约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产业结构空心化的现状,更不利于美国自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这无异于打压其经济增长潜力[4]。 第二,美国的产品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上,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产品比较优势主要在于劳动要素上,美国政府干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格局的结果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在没有重大技术创新突破来造就新型制造业的前提下,其本国制造业很难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并且由于美国劳动要素结构失衡,很难以传统制造业回流来拉动大量就业。 第三,美国制造业整体性回归脱离实际,具有一定的局部性和暂时性。这不仅受限于美国当前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萎缩和产品链断层,以及零部件供应商与机械维修国内配套不完整,而且受限于从中国等亚洲新兴经济体既得利益的美国企业撤出、回迁成本。尽管美国政府在政策上不断推进制造业企业本土回流,但由于企业的逐利行为,成本控制与市场收益才是美国企业在回流决策中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在成本控制方面,从美国在华制造业企业回迁动力来看,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相对于从前大幅下降,但相对于美国,中国劳动力成本价格仍具有决定性优势。以中国工厂普通工人15%~20%的年工资增幅计算,预计2015年中国对美国的成本优势仍达39%。此外,对于生产线已经或打算转回美国的部分企业,中国劳动力成本升高并不直接导致其撤回美国本土,这些企业亦可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其他地区。企业生产线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搬回美国必然会遭遇人力成本上升,然而一部分企业仍然转回美国的真正动因在于供应链缩短,从而减少运输环节等供应链的成本支出并减少库存,反而有助于毛利率提升。企业生产线迁回美国后,借助工厂高效化、自动化等技术创新和生产革命来缩小国内外人力成本差距,这是企业回流后保持产品价格优势的最有力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