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以知识技术密集、绿色低碳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日益成为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导力量。为了抢占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的制高点，世界主要国家竞相出台发展战略，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政府也明确提出了将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培育和扶持的国家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成为政府实现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重要举措。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其又好又快发展的实质是产业的升级和高端化，而要较好实现产业升级和高端化目标的根本路径在于产业创新，归根结底还是企业创新。毫无疑问，研发活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研发活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脉络，相应的科技政策和研发措施才能有的放矢。当前，面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明显“轻技术创新、重规模扩张”的低端化发展趋势，如何有效释放产业研发创新的溢出红利，可能已成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另外，由于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研发资源禀赋、企业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研发活动对其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效应。因此，本文拟基于非线性视角，揭示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并进一步从空间维度和产业维度对可能存在的异质非线性效应进行探索，这对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活动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研发投入与效率或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大量学者围绕研发投入是否能够促进效率或绩效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但不同学者对该问题的回答存在较大分歧，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促进论，认为研发投入有利于效率或绩效水平提升。Sharma(2012)[1]使用印度制药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15％，Bravo-Ortega(2011)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国内学者吴延兵(2006)较早证明了R&D与生产率正相关，且在控制了市场和产权等因素后，发现这种关系仍旧显著。周亚虹等(2012)[2]基于我国2005-2007年近3万家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企业研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现研发投入促进了企业技术积累，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 二是抑制论，指出研发投入对效率或绩效具有阻碍作用。Gou(2004)基于中国软件行业的数据检验发现，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利润率、生产率均负相关。Lantz和Sahut(2005)[3]采用科技公司的数据研究表明，R&D投资使企业净收入、回报和风险等财务业绩有显著的减少。郭斌(2006)基于软件产业实证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对利润率和产出率均存在负向影响。陈刚(2010)[4]发现本地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阻碍作用。 三是不确定性论，少部分学者指出研发投入对效率或绩效的影响效应尚不确定。Lin(2006)[5]使用美国258家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研发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Fernandes(2008)[6]认为R&D并不一定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有阻碍作用。张海洋(2005)运用中国1999-2002年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研发投资具有两面性，R&D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四是非线性论，指出研发投入与效率或绩效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Hartmann(2006)[7]认为当研发投入超过拐点时，并不会给企业带来同等比例的绩效提升，这一结论也得到了Wang(2011)和Yeh(2010)的肯定。戴小勇(2013)等研究得出，研发投入强度只有达到第一门槛值时，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超过第二门槛值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变得不明显。孙晓华(2014)[8]等考察了R&D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得到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的结论，但这一结论和戴小勇、Wang等人的观点恰恰相反。 由此可见，关于研发投入与效率或绩效之间的关系，理论界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研究结论。实际上，研究结论的多样性恰恰反映出二者之间可能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然而，一方面，学者们对二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探讨较少，选择的研究领域也较为有限；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关于二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研究结论亦存在明显分歧，尤其是几乎未有研究涉及对研发投入强度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探讨，对二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研究就更为少见。那么，研发投入强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绩效的影响效应究竟如何？如果有影响，这种影响的特征和规律是什么？若存在门槛效应，门槛特征表现如何？又存在何种差异？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本文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011-2014年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技术来揭示研发投入强度对产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其异质门槛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