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和经济转型在我国提了十几年，为什么总是转不过来？学术界有多种深刻的分析，角度各不相同，但只有更高层次的系统研究才能找到深层次制度原因，这种研究还甚缺乏。本文通过跨学科系统性分析和哲学、经济学考察，鲜明地提出：创新和经济转型受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环境污染、高资源消耗、低劳动权益和低消费者权益的“两高两低”增长方式使得企业部分成本外部化——现阶段许多生存能力很弱的企业将本应承担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浪费产生的成本转嫁到社会的其他主体乃至后代身上，降低劳动者福利、损害消费者利益，由此大幅度地“降低”成本，以此获得生存和利润，使企业获得了超强“成本领先”优势，因此缺乏创新和转型的动力。这正是本文的核心观点。如此形成的廉价中国制造产品令世界恐惧不足为奇，经济因此得到高速增长，企业也被锁定在这一状态。而地方政府在GDP考核体制下凭借自身权利极力推高成本外部化以吸引投资，同时高税负也使得成本外部化进一步深化，这种成本的转嫁已经被制度化固定下来。转型和创新由于需要能力积累、风险高，而且会因减少环境资源破坏和人力依赖，至少部分失去成本外部化的收益。转型的巨大投入和风险与维持低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的比较收益和比较风险差异，所以企业没有转型和创新的动力，导致企业继续选择现行成本外部化的低成本生存方式，这就构成了巨大的成本外部化陷阱，给转型造成巨大阻力。 成本外部化损害的更多的是普通公民和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而得利多的是垄断部门、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因此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之一。 从理论上看，外部化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与正外部化相反，成本外部化属于负外部化，会使供给过多，造成产能过剩。成本外部化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中广泛存在，但在我国，由于几十年来生产要素价格的长期政府管制，其表现最为典型。由于它长期推动过经济(尤其是外向型经济)增长，国内外有一种畸形观念，认为这种成本外部化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甚至在经济上合理的，“发展是硬道理”演变出“廉价是硬道理”。但成本外部化带来种种问题会日益严重，已经成为一个陷阱，阻碍经济转型。它也是“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国际学术界已经对成本外部化及其相关概念有所关注，相关讨论多隐匿于关于比较优势、污染避难所、劳动力倾销、“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的分散研究中，且未揭示其实质。此外新制度理论关于产权不清晰对成本外部化的影响及“路径依赖”理论也有经典的见解，此处不再重复。近期，B.Burgees把提高环境标准看作医治成本外部化的有效方法[1]。N.Jammulamadaka从中小企业社会责任角度分析了员工劳动标准的问题[2]，A.Rabl、J.Spadaro等对污染的潜在影响和成本进行了分析[3]。Michael E.Porter等提出著名的“波特假设”[4]，认为提高环境标准可以刺激创新和成本降低，从而抵消企业环境成本的增加。国外研究集中在不公平竞争方面，很少涉及对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种种危害分析。国内的研究很少，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D.Xu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不同经济部门的价格扭曲程度进行了估计[5]。梁东黎对低要素成本对创新的抑制作用有深刻的分析[6]。康志勇和张杰认为要素成本和收入分配的扭曲是创新主体创新动力的缺失的根本原因，改变自主创新滞后必须充分考虑我国投入要素的成本结构与收入分配决定机制形成的复杂性、长期性[7]。程世勇研究了地价失灵问题，认为集体建设用地获得资产性地权有助于消除城乡土地价格的双轨制[8]。张云分析了环境标准对环境成本的影响和“比较优势”的偏离，提出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问题[9]。俞海山研究了环境成本内在化的贸易效应，指出贸易大国环境成本内部化可能导致其出口增加而不是减少[10]。王立国和周雨的论文是少有的对于成本外部化现象做专门研究的文献[11]，该文认为成本外部化是我国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但该文未涉及转型问题。王宁[12]从历史原因分析了以“四低”为特点的中国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演进和困境，但没有提出具体的出路。谷祖莎和周慧如分析了环境成本外部化导致的环境壁垒和对策[13]。李惠英通过计量分析得到结论，认为企业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强度不仅有利于当期财务绩效的提高，而且能够促进以后期间期财务绩效的提高[14]。总的看来国内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成本外部化与创新、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还缺乏全面、深层次的系统思考和实际考察，而这一问题涉及面很广，综合性很强，对我国当前发展极为重要，亟需关注。 本文从我国现阶段实际入手，运用最新的多学科理念观察我国现实，分析成本外部化现象的四种主要形式，估算其直接和间接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析其制度化原因和路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提出解锁的路径，期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一、外部化成本占GDP比重估算 研究外部化的主要动因在于我国多年来成本外部化的严重性，本节利用可得的资料进行综合估计。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估计，投入品价格的扭曲和低估使中国制造业节约了约3.83万亿成本，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的15.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和的两倍[15]。其中劳动力、土地、大宗商品(资源型产品)、环境、资金成本分别大约低估2000亿元、1500亿元、16000亿元、10800亿元和3300亿元，其他成本低估4300亿元。他的数据来源于已有的公开的研究报道，没有公开数据的部分都没有计入，但来源未予具体说明。 本文判断成本外部化的原则理论上是企业实际财务成本低于要素机会成本或要素的影子价格的差额，并以国家环境、劳动、消费者权益等法律规定为操作性判断方法。这与通常考虑的原则一致。本文把成本外部化归纳为环境生态成本、自然资源成本、劳动成本和消费者权益成本四个主要方面(利率放开已经创造了金融产品价格市场化的条件，由于金融非市场化低估的资金成本没有计入)。由于以上几项成本外部化而征缴的现行税费及罚款收入很少，可以忽略不计。由于资料所述年代不同，本文按相关成本占年度GDP的比例来统一估算，并以各年度该比例基本相同作为假设，推及不同年度。根据上述四个方面，本文参照相关文献分别粗略估算如下。 (一)不花代价地损害生态环境是成本外部化最重要的形式 一般认为生产服务活动造成污染和人为的生态破坏占总污染的80％-90％，污染排放与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有密切关系，随着外资增加日趋严重[16]，生活污染也部分由消费品造成。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也很严重，甚至可能超过工业污染[17]。污染排放绝大部分不承担成本，企业得以生存和盈利，但其所谓“环境成本”绝大部分由整个社会及后代承担。1983-1997年关于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损失的几项国内外主要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污染损失占GDP的比率在2.1％-7.7％之间，其中著名的过一张模型的结果是6.75％[18]；两项损失占GDP的比率在7.5％-15.6％之间[19]。但奇怪的是未查到近十年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