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6)02～0056～10 一、引言 韦森教授在《语言和制序》中讨论的问题，是国内经济学家很少关注的问题。对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笔者是门外汉，韦森教授在该书中引用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著作，笔者基本上没有读过。这篇评论只能算是一篇学习的心得或者读后感。由于是一个新的领域，再加上所引一些译文和行文的句子较长，本书并不好读。不过，笔者不仅认真地读完了全书，而且还反复翻阅了好几遍。 在没有展开讨论以前，有必要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对概念术语的使用作一点讨论。 在自序中，韦森首先从如何准确理解“institution”出发，对制序和制度作了一番界定和区分，认为制序包括个人习惯、群体习俗、惯例规则、正式制度及其逻辑发展过程，而制度则仅仅是指正式的制度规则。虽然从词义和翻译的角度来看，此说言之成理，但要使人们广泛接受和采纳制序这一概念，恐怕不易。因为，一是在国内，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已经三十多年，现已相当普及和流行，“institution”的翻译已经约定俗成，人们都把它译成制度，而且大家也清楚它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从汉语语言规则方面来看，人们从上下文中也知道是指正式制度，还是包括非正式制度在内。因此，不论是从经济学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语言学的方面来看，似乎再造一个词的意义不大。二是后来者也没有那么多的自由，概念术语的提出和使用也有自己的逻辑，也有规则遵从和锁定问题，其替换也是有成本的。就像键盘的故事那样，即使再有效，也不可能取代最初的选择。除非在这一问题上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一套概念术语。三是中外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环境不同，具体情况有别，不可能一一对应，特别是在一些抽象的和综合性的词汇方面。这种情况在各个学术领域相当广泛，只要不出现大的歧义，可以使用，不可能那么完美无缺。四是不少人看到韦森的制序概念就有些烦，因此连书也不看了。所以笔者以为，韦森教授没有必要以词害义，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言语与制序》除自序外，包括5个部分，共计350页，但笔者以为，其中心是从第二部分第5节(105页)以后的240多页。前面的两个部分是提出问题，为后面的分析进行铺垫。我评述的重点也在后者。 二、提出的问题 《语言和制序》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考察了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这就使得所论具有了一个整体的视角和宏观的高度。作者明确指出，经济学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说明，“通过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和制度安排，人类社会才能最有效地创造和最佳地使用财富，从而增加个人、群体、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福祉”①。这也是经济学家的共识。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经济学的任务和意义也在不断变化，而且由于经济学家观察社会问题的视角不同，特别是遵循的理论范式不同，使用的经济学术语和话语体系有别，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据此，作者认为，“在经济学说史上所形成的诸多的流派，原来只是一些大家共同使用某套经济学术语并以此进行推理和交流而形成的一些不同的‘语言共同体’!因而，只有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视角历史地和理论地考察和审视一些基本经济学术语和现实对象性的关系，并进而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哲学本体论的考察，才能期望对一些现象发生的原因能有一个较深层的理解(但不能期望所有问题全得到解答)”②。此论颇有道理，这就提出了经济学的语言分析的问题。 作者认为，自20世纪初以来，经济学家们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新古典的“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之后，产生了两大问题或偏差：一是尽量避开伦理判断，公开声言要保持“价值中立”；二是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像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高度形式化的“精密科学”。尽管在这两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很多，但从话语体系的角度进行批评，是相当深刻的。就总的方面来说，笔者也是赞同的。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者不纠正这两种偏差，经济学研究对人类也就没有多大意义。正如作者所言，“这些理论推演所产生的结果，却已经不再是斯密意义上的‘经济学’了，而只不过是那些自认为是‘经济学人’的人们的智力游戏之结晶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符号体系”③。不过，从具体的方面来看，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对于学者来说，价值判断和价值中立都是需要的，关键在于对待什么问题。在提出问题，确定研究对象的领域，在得出政策结论进行实践应用的领域，价值判断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如作者所引国际英文《经济学与哲学》杂志主编豪斯曼和麦克佛森所说，“如果经济学家们拒绝关注伦理问题，那么他们将不会知道应该提出什么问题”。然而，在事实和实证的领域，经济学家们应当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尽管经济学家都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戴上自己的有色眼镜，只是颜色有所不同罢了，即对事实的选择和分析必然会打上自己的偏好和烙印，经济学家对此应当有自知之明。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作者所引豪斯曼和麦克佛森的另一段话也许更为恰当和更有意义，即“即使纯粹的实证经济学，经济学家们也必须考虑所研究的社会和他们自己的道德规范”④。 《语言和制序》对经济学科学主义的批评是相当精辟的，认为“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当代社会中，经济学‘莫名其妙地’且‘自发地’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道路，以至于不仅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用数学模型来构建，而且还衍生出了一套固定的文章写作格式，或言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文章都按照一个套路——即先选定一个题目，再想出几条假设，然后构建模型，进行数学推导和证明，最后证毕而达致结论——来演练”⑤。而这些假设正如凯恩斯在《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中批评的那样，“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与它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⑥。的确，经济学研究形成了一种“洋八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