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格式：贺灿飞，毛熙彦.2015.尺度重构视角下的经济全球化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34(9)：1073-1083.[He C F,Mao X Y.2015.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search based on scale-construction in western human geography[J].Progress in Geography,34(9):1073-1083.] 修订日期：2015-07 DOI：10.18306/dlkxjz.2015.09.001 1 引言 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降低了不同主体与空间联系的时间成本，并极大拓展了可发生联系的空间距离(Harvey，1990)。技术进步所形成的“时空压缩”成为推动现代全球化最重要的前提之一。随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联系具备跨越地域边界的能力，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趋同”(Convergence)的特性，并引发了社会科学内不同学科关于“地理终结”(the End of Geography)的思考与争论(O'Brien，1992；Graham，1998；Greig，2002；Bethlehem，2014)。所谓“地理终结”主要源于时空压缩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技术进步下的时空压缩推动了资本、货物、知识、信息以及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传播。日益频繁的物质与信息交换使得全球经济愈发相互依赖并改变全球利益格局，催生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并加快了区域协作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如EU、NAFTA等)。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组织，与国际机构对国际秩序的协调，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领土边界为标志的国家力量(Evans，1997；Sassen，1996，2003；Kettl，2000；Dicken，2003；Mathews，2006)。换言之，象征权力范畴的领土边界对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影响力在削弱，加之距离所代表的空间成本在不断减小，距离与空间的意义在全球化进程中似乎变得不再重要。由此可见，全球化过程中的趋同性对于人文地理学中以地域单元为基础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形成了巨大挑战，成为人文地理学者参与全球化研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除趋同性之外，全球化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与更为复杂的联系之中。Scholte(1997)指出全球化内涵包含3个层次：跨越边界、开放边界和超越边界。跨越边界意味着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侧重于描述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及其对东道国的影响；开放边界意味着自由化(Liberalization)，侧重于从政治与制度的角度分析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秩序的变革，以消除要素流动的壁垒。二者主要以地域为基本分析单元。而超越边界则强调以全球为整体，在超越地域概念的基础上重构空间。从全球层面上看，全球化重塑了全球生产、国际关系、文化交流、知识传播等过程的空间结构(MacLeod，2001；Scholte，2005)，并且参与主体呈现出鲜明的多元化特征(Kettl，2000；Dicken，2003；Sassen，2003)，进而导致结果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Lindert et al，2003；Dreher，2006)。为适应研究对象的变化，人文地理学者势必需要在新的时空边界内扬弃既有的概念、理论与方法，重建对时空关系、空间与地方、国家与区域，以及尺度等核心概念的理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者从不同维度开展了全球化研究：既包括了以问题为导向的社会经济分析(要素流动、经济增长、区域发展、世界城市等)，也涵盖了对政治与制度的解构(制度变革、国家转型、城市治理等)；既涉及对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扬弃，也注重跨学科的交叉与综合。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学者尤为重视对尺度与空间的理论重构，反对全球化意味着“地理终结”的论调，指出全球化不仅代表着跨国联系的强化，同时还推动着代表异质性的地方力量崛起和国家力量变革。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全球层面和地方层面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全球—国家—地方”三者之间的联系。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人文地理学者关于尺度建构的讨论，分析其在重构和理解全球尺度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其次，探讨人文地理学者如何在基于关系的尺度建构基础上实现从“跨越边界”式向“超越边界”式分析转变，为理解全球经济景观重塑提供了多主体跨尺度的综合分析框架。第三，讨论全球地方化的尺度建构如何改变对区域发展的理解，并逐步从以区域内在因素和根植性为主逐步转向对区域内外相互作用(全球—地方联系)的强调。最后，在简要总结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发展的战略需求，探讨全球尺度重构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的启示。 2 现代全球化的尺度重构 尺度是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往往涉及研究尺度的选择、不同尺度下的结果比较、以及尺度构成的探讨等(Taylor，2004)。但由于对尺度的理解与建构尚无定论(Marston et al，2005)，全球尺度在不同的尺度结构下将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早期人文地理学对尺度的理解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之上，即尺度之间的关系是垂直且相互嵌套的(Taylor，1982；Delaney et al，1997；Smith，2000)。垂直嵌套的尺度建构意味着每一个尺度都是由地方组成的空间(Space of Place)并具有清晰的边界(Taylor，2004)。按此理解，全球化的出现意味着全球尺度是在“地方—国家”尺度之上再拼贴叠加而成。例如，Taylor(1982)在早期的政治地理分析中提出了城市、国家、全球的垂直尺度模式，并分别用城市尺度对应社会生活、国家尺度体现意识形态、全球尺度反映全球经济，以实现三者的联系。垂直化的尺度建构能够较好地表达“国家—地方”之间在权力、制度与经济等方面的垂直联系。但全球化并非全球与国家之间的垂直联系，更多是国家、地方之间水平联系的强化，因而基于垂直联系的尺度建构容易导致全球尺度流于抽象(Marston et al，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