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4-0020-09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一门学科，这已是大家的共识。在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变革的过程中，很多学人在各自认识和研究的实践中，结合时代风势的发展变化，都不同程度地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史念海先生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1933年秋季史念海先生开始比较系统地接触“沿革地理”这门课①，后来加入“禹贡学会”，并终其一生与这门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在67年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历程中，他不但见证了这门学科的形成和演变，而且以其研究实践推动了这门学科的现代转变。研究他的思想和实践不但有助于了解这门学科发展的历史，而且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史念海先生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 一、沿革地理学：继承、实践与认识的变化 像很多前辈学者一样，史念海先生认识和从事历史地理的研究是从沿革地理开始的，而对于这门学科的认识及其变化却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最初的认识大约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认识的来源有二：一是乾嘉考据学关于历史上地理事物的“史实”变迁的考证；二是顾颉刚、谭其骧等先生所开设的“中国地理沿革史”等性质的课程。后者虽然直接和具体地与他的学习和研究实践有关，其实也是在前者这一基本理念下的产物。二者关系密切，并且也是当时主流学术思潮的特点，很少有人能够超越这一限制。就是1934年的“禹贡学会”成立和《禹贡》(半月刊)发行以后，虽然其研究宗旨对相关研究有一些比较系统的认识，但这些认识及其遵从此“宗旨”的研究实践，却仍然没有逸出“沿革地理学”的藩篱多少。因而，其实质仍是地理沿革史的内容，它是历史学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整个30年代，史念海先生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郡县增损、地志互勘、郡国及其疆域考证等内容上，这是对传统沿革地理学的继承和延续。这种工作，大约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虽然，在随后的研究实践中，自觉和不自觉地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其研究主体仍然是沿革地理学。50年代中期当他反思其研究历程时说：“过去二十多年的岁月里，竟有十几年的时间是糊里糊涂地走着清代乾嘉学者的老路，只在考核地名的变迁、制度的沿革以及区划的分合上用功夫，这仅仅是替史料作出一些注释，使读史的人得着一些方便罢了。”[1]这些话虽然是采访人所写，但应当是史念海先生说的话。 史念海先生最初反思沿革地理学并尝试着突破和发展沿革地理学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约40年代初)。反思的实践基础是长期以来沿革地理的研究比较远离社会现实，并以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的较为单一的“考辨”为特点的事实。而直接造成这一反思的刺激则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对本学科就此“有为”的自觉意识。他说：“‘七七事变’发生，我身陷危城，辗转绕道，颇历艰辛，始得归来。当此大难之际，竟未能执干戈以为社稷，这样的文章究竟于世何所补益？可是如何有用于世，一时也难于说得具体。经过几年漂泊的生活，才又恢复到旧日的营生，到编译馆工作，因而能再与顾(颉刚)先生同处一地，时相晤面。我这次再见到顾先生，就提出我这几年的感受。顾先生也认为我的这些想法合乎道理，并且说欲求有用于世，应于沿革地理之外，兼治地理之学。”[2]5在此背景下，日渐形成“有用于世”的理念，并欲以此为方向实现对于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突破”和发展。所以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所能够探索到的，也只有下列这两点：其一，沿革地理学诚然在历史地理学中居有一定的地位，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却不应仅限于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如何才能超出这样的局限？由于当时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和有关范畴尚未有明确的论定，还难说的具体。好在已经注意到事物的变化，应该以说明变化的缘由及其过程和影响。这样就可以稍稍轶出沿革地理学的旧规。其二，我逐渐体会到像历史地理学这样一门学科不仅应该为世所用，而且还应该争取能够应用到更多的方面”[3]289。其实，“有用于世”的理念，包括“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于我国古代历史著述的不少方面，就是在沿革地理学研究中也不乏一些代表性的经典性著述。元人胡三省的《通鉴胡注》自不必说，就是明末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以及顾炎武有关“经世致用”的众多沿革地理著述，总体上也都表现了这种思想。只是清代“乾嘉考据学”发展以来，学人渐渐远离了这样的著述目标，以至于逐渐相仍，为后世所沿袭。史念海先生试图通过“有用于世”的理念来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研究范畴，应该说是在这一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对于沿革地理学“有用于世”理念的自觉和重新发现。这样的“发现”及其研究实践，意在克服传统沿革地理研究比较远离“世事”的纯粹考证方向，强调重视和发展沿革地理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功能的方向。这对突破传统沿革地理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事实上，史念海先生以前与顾颉刚先生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已经鲜明地表现出了这样的思想。但从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来讲，这一“发现”及其实践并没有实现超越沿革地理学性质的范畴，当然也没有改变这一时期其相关研究仍然属于这门学科的属性。 在理念和突破方向基本明确以后，在实践层面的落实和突破工作却来自两个方面的实际工作：一是历史学方向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较为单纯的考据沿革的做法；二是选择《中国的运河》一书的自觉尝试和从事《西汉地理图》编绘及其研究任务中的探索。在实践层面选择《中国的运河》一书进行有意识的或者说自觉的尝试性探索。据他说“当时思想上也不无迷惘困惑之处”，“在困惑之余，我总想为这门学科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历史地理学)是不是独立发展，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我初步设想，既是历史地理学，就应该着眼于整个地理方面，使它能够和它的名称一样，是历史的地理学。由此出发，我就试写了一本《中国的运河》，着重探索运河变迁的原委，以作为开发水利的借鉴”。[4]297但这项研究，据他后来说，“还是由史学着眼和立论。固然也曾试图说明事物变化的缘由及其过程和影响，却往往是偏重于社会和人为的方面，自然的因素就显得极少”[3]289。而且在方法上，该书也“未能稍离考据的窠臼”[2]6，就是说，其中的研究虽然也有一些改变，但在方法上仍旧没有超出考据学的范畴，在性质上仍属于历史学的研究。就“突破”沿革地理学和发展历史地理学而言，这样的尝试应该说总体上是不太成功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史念海先生遵从顾颉刚先生之命，编绘《西汉地理图》。“《西汉地理图》不以州郡图为限，举凡经济、交通、人口等只要能以图表示的，皆在编绘之列，现在所能记得的，大约有三十余幅。根据顾先生的指示，编绘的步骤，是在资料搜集具备之后，先行撰写有关论文，再进行制图”。这一工作虽然“还是离不开考证的”，但“在政治地理图之外，兼绘制其他方面的人文地理图和一些自然地理图”。[2]3-5由于《西汉地理图》“不以州郡图为限”，这就在突破沿革地理方面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另外，这些图幅又涉及经济、交通、人口等众多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在内容上对以往沿革地理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再加上，对相关研究要“先行撰写有关论文”，遂在这些分支学科上分别进行了一些程度不同的专题研究和拓展。这些研究就为历史地理学一些分支学科的发展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如《晋永嘉乱后中原流人及江左居民》(《西北论衡》7卷15期)、《晋永嘉流人及其所建的坞壁》(昆明《益世报·史学》18期)、《保卫大西北外围地理形势》(《西北论衡》7卷8期)、《关中水利与西北盛衰之史的研究》(《西北资源》2卷1期)、《永嘉乱后江左对于流人之安置》(《责善半月刊》2卷9期)、《汉代对于西北边郡的经营》(《文史杂志》2卷2期)、《论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及其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文史杂志》2卷9期、10期)、《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3卷1期、2期)、《娄敬和汉朝的建都》(《东方杂志》40卷5期)、《晁错及其边防政策》(《政治家月刊》1944年创刊号)、《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文史杂志》6卷2期)，其中数篇被收入后来出版的《河山集》初集和四集中，成为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而这些研究成果的共同特点，是关注历史上的人地关系、国家与地理的关系、地区盛衰等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研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从沿革地理学的传统研究中走了出来，并逐步走向新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大路上。史念海先生后来说“编译馆的四年则是我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奠定基础的时期”[4]296，大概就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