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地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地理学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现代地理学发展的深厚根基和源泉。 在当代科学体系中,通常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并列,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六大领域。地学(Geoscience),也称地球科学(Earth Science),是人类认识行星地球的最重要的一门基础科学,包括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理学、大气科学和海洋科学等研究地球的全部学科。中国是世界上地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地理学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是现代地理学发展的深厚根基和源泉。 中国古代地理学 在中国古代常将“天文”和“地理”并称,认为天文和地理是有关自然界的全部知识。中国古代地学知识萌芽于远古时代,至上古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汉字已基本成熟,对地形、地物的文字记载和图形表达,使地理学知识得到快速增长和积累。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山海经》、《禹贡》和《管子》等一批有关地理的著述;相关的地理学思想,如有关区域差异的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以及护育人类生存环境等思想均已初显端倪。 论述中国古代地理学,一般是以《山海经》和《禹贡》为起点。《山海经》和《禹贡》最早对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世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涉及自然、经济、人文等多方面的地学内容。无论是所涉及的区域,还是所讨论的内容,这些相关著作都具有代表性。描述大范围区域的地理情况,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所掌握的内容恰当地组织起来,并给予清晰、有条理的表述。《山海经》将大地进行划分,然后分区予以描述,开创了地理学区域描述的先河。《山海经》中的《山经》将全国划分为5个区域,分别记述山川、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山经》是最古老的全国性、综合性的地理著作,是我们祖先自古以来在生产生活中所获得的全部地理知识的一个总结。 《禹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尚书》里的一篇,为最早且最具系统性的综合地理著作,被誉为“中国古代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禹贡》继承了《山经》的写作体例,分区描述地理情况,但又摒弃了《山经》罗列式的描述方式。将全国分为冀、兖、青、雍、豫、徐、扬、荆、梁九州,分别描述各州的山川、湖泊、土壤、物产等。《禹贡》中的“导水”概括地描述了九州水系的分布规律,分别描述了弱水、黑水、黄河、长江、汉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既记述了河流的发源地及入海口,又记述了河流的主流和支流。“导山”描述了九州山岳分布形势和西高东低的地貌大势。
禹贡山川总会之图 地理学知识的不断积累来源于实践。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著作都记载大量有关土壤性质的内容,并出现了土壤分类的思想。不仅在《禹贡》这部综合性地学著作中涉及土壤分类,还在其他著作中出现研究土壤的专章,如《管子·地员》、《周礼·草人》、《吕氏春秋·任地》等。 《禹贡》根据土壤的颜色和性状,将九州的土壤分为白壤、黑坟、赤埴坟、涂泥、青黎、黄壤、白坟、坟垆等类别。《管子·地员》向前跨了一大步,在土壤分类的思想框架下,前半部分论述了地势、不同地形的土壤与植物的关系,以及土壤与地下水的关系。后半部分则对“九州”的土壤进行了分类。作者申明土壤划分的依据,即“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指出了植物与土壤间的密切关系。这种思想对于指导今天的研究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地理学思想是对具体地理知识的抽象、概括和升华,代表地理学发展的前沿。远在春秋时期,许多涉及地理学的著作已超出了单纯的知识描述,而上升为对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产生原因的探讨。可以看出,地理学思想也是直接来源于长期生产实践的总结。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区域差异的思想、人地关系理论等方面。 区域性是地理学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学者承认区域的存在,也认识到地理要素及其组合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同,导致不同区域的形成,即区域差异性。他们早已认识到北方冷,南方热,认识到这种差别与太阳高度有关。《周礼》中有“日南则景短,多署;日北则景长,多寒”。温度不同导致自然景观的差异。《禹贡》中有北方兖州(今豫东北、冀南、鲁西一带)是“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即草木生长茂盛,树木高大稀疏的景观。往南的徐州(今鲁南、苏北、皖北等地)是“草木渐苞”,即草木丛生的面貌。到了南方的扬州(今苏南、皖南、赣东、豫东、鄂东等地)则是“厥草惟夭,厥木惟乔”,草木十分茂盛的景象。反映出中国东部植被的南北变化。在《考工记》中还有“橘逾淮而北为枳,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淮”即指淮河,至今仍为中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而济、汶这条古代动物地理分布界线,则与现今动物地理区划的古北界华北区南界大致相当。 区域划分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在《山经》中,区域的划分只是简单地按照方位进行。《禹贡》则前进了一大步。它抛开了按照方位划分的方法,选取众多复杂地理现象中的某些因素作为划分的标准,较好地掌握了区域的同一性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区域之间的界线也更加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