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6)01-0068-11 这些年来，随着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日益拓展，史学界不时浮现有关“何谓世界史”的争论。前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什么是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出现了好几种学术见解：“世界史”应该是“地球史”，即包括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之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世界史”不是单纯的“外国史”，也应该是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全球史”；“世界史”不是地区史、国别史的简单叠加，而是人类相互联系互动而逐渐从分散走向整体的历史。基于这些认知，还有学者主张，应该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史”、“外国史”和“世界史”相并列的学科布局。①这些“新世界史”的观点，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学理问题，那就是，如何以理性的视野去考量世界史研究范围的视域，审视由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构成的“传统世界史”和当下浮现的“新世界史”的研究范式，校准我国世界史发展的正确路向。 一、两种历史视域的缘起与形成 当下史学界所讨论的“传统世界史”与“新世界史”这两种历史视域，其学理端绪源远流长，远可回溯到希腊罗马的古典时代，且此后的流变中曾一度此消彼长。只是到了20世纪初，随着世界各地联系的日益密切与影响整个人类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随着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学术研究取向的多元化，这两种视域才逐渐出现明显的理路分野。 历史研究注重史料的搜集与运用，注重历史证据的展示与分析。历史研究的主旨乃“鉴古知今”，是为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借鉴、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相互封闭、信息沟通不畅的传统社会，由于条件以及能力所限，更由于关注历史的兴趣与主旨所制约，史家的视野往往聚焦在某个国家、地区或政治、军事、文化某个专门领域，希冀在其可以把握的历史空间与时间之内探究范畴相对集中的历史现象，著述可以鉴世传世的“信史”。因此，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主要叙述波斯和希腊之间的征服与反征服战争，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探究的战争范围则进一步限定在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及其盟国之间。也正因为如此，古罗马史学家给我们留下的几乎都是这类历史视野中产生的著作，如李维的《罗马史》、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到了中世纪，这样的历史视域延续不断，众所周知的“蛮族四史”②即《哥特史》、《伦巴德人史》、《法兰克人史》、《英吉利教会史》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稍后的诸多英格兰王国的编年史，皆属此类。 然而，突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来观照历史的视野在传统社会并非绝迹。这是因为在古代，即便国家之间的联系比较少，但在争夺资源乃至战争时期，周边地区、国家对某个国家的发展仍会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重要的影响。因此，古人在考量历史时，必定要尽可能拓展历史空间的视域，打破国别的界限，从更大的范围中总结国家的兴衰成败之理。希罗多德力图将希腊城邦之外的北非、西亚等地区及其中的国家纳入自己所知的“世界”之中。罗马史学家波利比阿的《历史》，不仅记载罗马的历史，而且力求记叙他视野中的“世界”的历史，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中蕴含他所知的有关“世界”的“整体”思路萌芽。不过，这一萌芽却是以罗马帝国的大一统为轴心的。在他看来，“命运使整个世界和它的历史倾向于同一个目标，即罗马帝国”③。 至中世纪，随着欧洲文明圈的逐渐成形及其与“东方”接触、碰撞的增加，欧洲人的历史眼界进一步拓展，但并未产生真正跨地区的史学作品。不过，这一时期在基督教“神本”世界观的熏陶下，新兴的基督教史学开始带有明显的“普世性”特征。从一开始，教会史学就力图“把希腊和罗马史书中的年代与犹太和基督教历书中的年代统一起来，以便编撰一部全人类的通史”④。然而，在“神本”信仰的制约下，教会史学家留给后世的也只是阐发神学信条与教义的经典以及本应归类于专门史范畴的圣徒传、教皇本纪之类的著述。到了近现代，上述这两种历史视域随着学术发展、社会变化而渐次定型并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分野，并且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兴起和地区政治格局变动的趋势、学术研究的拓展尤其是19世纪历史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定型，不仅让史学家的视野逐渐聚焦在国别史、地区史的范畴，而且注重历史证据的搜集与运用，这是启蒙时代以来的近代历史学的一个明显学术趋势。德国著名史学大师所创立的兰克学派，在这方面完成了奠基式的工作。他们注重研究国别史、“王朝史”、军事史、外交史、“人物—事件史”，强调用史料本身说话，以建构“科学的历史学”。兰克本人就本着“求实”、“求真”的精神，写出关于英国、法国、普鲁士历史的卷帙浩繁的多种著作。同时，兰克学派也有在国别史、地区史的基础上建构“世界史”的想法，兰克晚年时就着手写一部《世界史》。在他看来，在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中，一代代地传承了历史的遗产，这就是“物质和社会进步、宗教与天才的创作以及把人类连结和统一起来的对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的回忆”，其中蕴含着在民族问不断流传的“一种普遍的历史的生命”，而东方民族远离历史主流的说法应该摈弃。⑤基于这样的视域，兰克撰写了从希腊罗马到1453年4卷本的《世界史》，但由于能力和精力有限，该著作并未涵盖东方国家和地区。这样的尝试并未掀起大的学术革新，相反，兰克学派建构的由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组合的“传统世界史”学理框架，却对西方乃至东方的史学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相应，在反殖民主义斗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兴起的东方国家史学，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兰克的理路，聚焦民族发展、国家兴亡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