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2095-1094(2016)01-0074-0011 【中图分类号】K512.54【文献标识码】A 1941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刚刚两年，美国、苏联、英国这三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最重要构建者，已经积极展开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工作。国内对三大国战时外交博弈的研究颇丰，而对三国内部尤其是外交部门对战后世界秩序和对外政策的规划，一直鲜有研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项研究直接涉及美苏英三国外交决策的核心机密，很难获得研究必需的第一手文献和档案。冷战结束后，随着部分文献和档案的解密，对此进行初步研究有了可能。 一、机构和人员 1941年12月中旬，斯大林在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时提交了《苏英关于军事同盟的条约》和《苏英关于解决战后问题和欧洲安全的条约》的两个草案，阐述了苏联关于战后欧洲安排的设想和建议。主要内容是：恢复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前夕的边界(包括1940年《苏芬和约》规定的苏芬边界、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苏联和波兰的边界沿寇松线划定；苏联同罗马尼亚、芬兰结成军事联盟，在两国拥有军事基地①。艾登对此原则上同意，但在丘吉尔和美国的压力下最终未签署条约。12月底，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和美国加入战争的鼓舞，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决定成立专门的战后对外政策规划机构。12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С.А.Лозовский)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关于筹建欧洲国家战后安排政治与经济计划委员会的详细报告。洛佐夫斯基建议：成立两个秘密的筹备委员会：(1)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核算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对苏联造成的损失，确定战败国如何从经济上对苏联做出赔偿。(2)政治委员会，负责研究苏联的边界、德国及其盟国的边界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家体制等问题②。1942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决定建立由莫洛托夫直接领导的战后规划委员会，加强对所有战后规划工作的中央领导。该委员会全称为“欧洲、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战后体制规划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послевоенным проект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стран Европы，Азиии других частей мира)，任务是搜集所有涉及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战后政治经济秩序的有用材料，并对之展开系统性研究。决议还授权战后规划委员会就战后欧洲边界和民族问题制定文件，并就划分势力范围、国际组织及其他牵涉苏联战后规划和安排的问题准备相关材料。委员会成员有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А.Я.Вышинский)，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前驻德大使杰卡诺佐夫(В.Г.Деканозов)，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长索博列夫(А.А.Соболев)，前驻法大使苏里茨(Я.Cуриц)，前苏联驻美大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乌曼斯基(К.А.Уманский)，以及苏联科学院院士、国际关系学家瓦尔加(Е.Варга)。委员会的工作按照领土原则划分为三大领域：维辛斯基和索博列夫负责西欧、北欧和英国，杰卡诺佐夫和苏里茨负责中欧、东欧、东南欧和中东、近东，洛佐夫斯基和乌曼斯基负责西半球、太平洋区域和东亚。1942年2月2日委员会正式启动。1942年下半年，由于苏德战场局势恶化，苏联领导人关注的重点重新回到战争及相关问题，如对苏租借援助、第二战场的开辟等。再加上苏联最关心的1941年边界问题始终没有获得西方清楚的回应，委员会主动性的规划工作实际上暂停。其工作只限于收集苏联和国外各种有关战后秩序安排的材料，包括苏联各驻外使馆发回的外交电报、美国智囊机构如外交事务委员会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各种秘密材料等，未提出有价值的战后规划方案。 1943年春，苏德战场发生根本性转折，苏联赢得战争并成为决定战后秩序的主要力量的形势已明朗，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规划也有了实质性的开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原来的战后体制规划委员会进行重组。前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成为苏联战后规划工作的核心人物。1942年6月李维诺夫奉命回国述职。6月2日离开华盛顿前，李维诺夫将题为《美国的政策》的长篇报告提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是阐述美英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的立场，但李维诺夫真正的关注点是美英苏共同“讨论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总体性军事政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三大国共同协调战时及战后的规划安排。1943年8月3日，苏联确定了参与战后秩序规划的新人员构成。8月16日莫洛托夫正式通知美国驻苏大使斯坦德利(W.H.Standley)，莫斯科当前需要李维诺夫留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9月2日，斯大林单独召见李维诺夫。第二天联共(布)中央决定成立隶属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由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任主席的“战后秩序与和约问题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мир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и послевое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成员有：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副外交人民委员马努伊尔斯基(Д.З.Мануильский)，三人都是莫洛托夫的左右手；前驻法大使苏里茨和驻意大利大使施泰因(Б.Е.Штейн)则与李维诺夫立场接近；苏联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塔尔列(Е.Тарле)相对超脱。李维诺夫确定委员会的工作议题，并亲自起草了呈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大多数报告。同时成立以前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元帅为主席的“媾和问题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еремирия)。1943年11月又成立了以前任驻英大使、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И.М.Майский)为主席的“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对苏联造成的损失赔偿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возмещению ущерба，нанесенного Советскому Союзу гитлеровской Германией и ее союзниками)。11月6日，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中，首次阐述了苏联对战后秩序的官方立场：将欧洲人民从法西斯国家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协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向被解放民族提供权利和自由，由其自主解决国家体制问题；严厉惩处战争罪犯；建立必要条件以预防德国新的侵略；组织欧洲各民族持久的经济、政治、文化合作。除了三个委员会之外，驻美大使兼苏联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驻日大使马利克(Я.А.Малик)也都提出了各自对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