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51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6)01-0101-19 一、引论 中古德意志政治进程成为一个“问题”，由来已久。在德国，这个问题的提出比西欧中古史研究职业化的历史甚至还要早得多。17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普芬道夫(S.von Pufendorf)在分析“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缔结以后的政治状况时指出：德意志帝国无法纳入政治学理论中任何一种国家范畴，它既非真正的君主制，甚至连有限君主制都算不上，也不是联邦制，因而是非正常的国家。德意志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真正的君主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衰退了。国家的变异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灾难性后果①。20世纪以来，史学的范式发生显著变化，但中古德意志政治进程作为一个“问题”，并没有从论者的视阈中消退。在很多学者看来，中古西欧王权的基本“历史使命”是把王国导入通向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道路，在这一点上，英、法王权是成功的范例，德意志王权是失败的典型。因此中古德意志政治进程就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王权没有把德意志导入通向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的道路?多年以来，论者从各个角度进行论证，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这些论证和答案大体如下： 其一，中古德意志各统治王朝奉行帝国政治，使自身陷入与罗马贵族、教皇和意大利北部城市无穷无尽的麻烦之中。因此帝国政治严重消耗了德意志王室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以致改变了国家演进的方向，与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目标渐行渐远。 其二，德意志地方权力的根基非常深厚并且始终与王权对立。作为地方权力代表的德意志教、俗诸侯一心一意谋取领地利益。统治王朝在外部，特别是在意大利遭遇到的种种麻烦，则为诸侯壮大自身提供了时机。诸侯利用这些时机，迫使国王承认他们在领地内已经获得的本应属于国王或国王政府的主权。 其三，德意志地处欧洲中部，东、西两面缺少自然屏障，这一特殊位置造成两大结果：一是不断延伸的东部边疆造就一批实力雄厚、势力范围广大的诸侯，同时与西部邻居即法国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致使法王经常对德意志的“国王的制造”(kingmaking)过程进行干预；二是德国各地过境贸易发达，城市关注的中心是对外贸易，结果德国并没有发展出一个能够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城市。 其四，相对于中古时代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德意志国家的范围过于广大。王廷与地方联系稀少，甚至根本没有联系。分散在各地的王领，也没有成为王权借以建立集中化管理制度的基地。王廷与地方间稀疏、松散的联系，造就了地方势力的强大。 其五，作为中古时期英、法世袭王权的对立面，德意志王权是所谓选举王权(elective kingship)。王权的选举性质根本削弱了国王的权威。所谓“选举”，其实是诸侯借以谋取自身利益，壮大领地力量的途径和工具，是王权走向稳固和强大的绊脚石。 以上概述并不全面，但还是能够大体反映论者考察中古德意志政治进程的基本思路。这些解释遵循共同前提：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是中古西欧王国的既定目标，英、法基本达到这一目标，德意志却远离这一目标。从这一前提出发，论者检讨德意志统治王朝奉行的政策，分析内部和外部各种力量的反作用，并以距离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这一目标的远与近为标准，对各种政治力量给予肯定或否定评价。正是单一民族国家这一前提，反映了19世纪的学理特点和模式。19世纪是单一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理论兴盛的时代，也是民族主义和宪政主义史学传统兴盛的时代。循着这一传统，19世纪学者普遍把中古西欧政治历程作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前史”，从中探寻单一民族国家的起源和形成。由此观之，势必将中古德意志政治历程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德意志逐渐远离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目标?在西方民族主义史学传统看来，正是帝国政治妨碍着德意志王权的壮大和单一民族国家的成长。按照传统宪政主义史学范式，诸侯领地政府是诸侯篡夺王权的结果，德意志由此在政治上成为领地政府的“拼盘”。因此，中古德意志政治历程是一条“特殊道路”(Sonderweg)。这里所谓“特殊道路”并非只是指称德意志的特点，而是强调德意志道路的“非正常性”或者“变异性”。 中古西欧国家的历史，是从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开始的，是从由部落组织直接脱胎而来的日耳曼各王国的历史开始的，是从相当原始的领主制社会开始的②。主权国家、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是结果不是起点。把历史结果作为提出问题的前提，是后见之明。历史研究者应当更注重从历史过程本身提出问题，而不能只从结果看问题。中古德意志统治王朝奉行的帝国政治给自身带来的只有损失而没有利益吗?统治王朝的帝国政治只是出于追逐罗马帝国的梦想和基督教信念吗?这种帝国政治没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时代根据吗?中古德意志地方权力是王权的“天敌”吗?诸侯领地政府仅仅是篡夺国家“主权”的结果吗?中古时代的世袭王权与选举王权是截然对立的吗?施陶芬王朝以后，德意志日益成为诸多领地政府组成的杂乱、松散的政治体，这一历程是所谓“正常”历史道路的“变异”吗?或者是所谓“错误”政策导致的“恶果”吗?是有意对抗王权的那些教皇和教、俗诸侯“合谋”的产物吗?对于这些问题，如果能够从一些预设的理论前提跳出来，不向德意志王权提出它自己从未提出的目标，真正从历史过程看问题，或许会获得一种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德意志政治进程也许就不再会被描述为一部颇具悲剧色彩的失败的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