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後的民族危機與北洋大學的創成

作 者:

作者简介:
孔祥吉,美國哈佛大學费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東京大學檔案館所藏日本文部省的檔案,及天津維新派人士陳驤的未刊書札等史料,考述了天津大學成立的經過,早期學校規模及開設課程,主持校務的兩位總辦的傑出貢獻,以及天津大學最早派出的留日學生黎科參加自立軍起義而英勇獻身的事蹟,為天津大學創成及早期歷史勾畫了一個大致輪廓。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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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64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6)01~0176~10

       天津大學是全國的學術重鎮,也是教育部屬重點大學之一,她的前身最早是北洋西學學堂,而後稱北洋大學堂。這所大學以理工科聞名於世,曾經培養了成千上萬的理工科方面的專家學者。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天津大學是我國最早成立的大學,講中國大學的歷史,應該從這裡開始。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所大學早期的檔案資料,沒有得到妥善保存。因此,當今所撰述的天津大學早期歷史,有許多重要缺失。2003年,筆者利用在東京大學大學院地域文化研究科任教的機會,在該校的檔案資料室,發現了北洋大學最早向外國派遣留學生的重要記錄,從此開始關注天津大學的早期歷史。而後,又在三十多年前抄錄的清人書札中,找到天津地區維新派人士最早籌議設立這所大學的原始信件。茲撰寫此文,以使天津大學的這段早期歷史更加發揚光大。

       一、最早呼籲成立天津大學的維新志士

       北洋大學成立於光緒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1895年10月2日)。其根據是,這一天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呈遞的《津海關道盛宣懷倡捐集資,創辦西學學堂,請飭立案摺》,得到光緒皇帝的批准,並下所司知之。①籌畫設立北洋大學的建議由盛宣懷提出,並非偶然。這與盛氏本人有志於興辦文化教育事業的志向,有著密切關係。《趙鳳昌藏札》中收有盛宣懷在日本給趙鳳昌的親筆信一通,其文曰:

       近日常赴公園各圖書館博覽群籍,華洋今古,無所不有。慨於吾國數千年名哲精英,淪落於外人之手,一去不返,尤非金融貨產可比。公襟懷夐遠,若到此一覽,當無不喟然長嘆也。弟前囚上海為各國聚處,可以持久不變,特建圖書館一所以便士林。聞南中舊家藏書迫於亂離,傾筐而出,若能趁此時廣為搜羅,未始不可為東南保全國粹。公諒有同心,茲先措上日金二萬圆,交妥便帶滬,到日即請查收,代為留意收買。俟奉覆翰,再當設法續籌,節無用為有用,總共擬以四萬元為度。專購未見之書,從容分辦,不必亟亟。他日館成歸國時,必當與公面商佈置。蓋治國之本,在正人心。昔年南洋公學眉生,必欲以國文為根柢。目下畔經離道,似須仍從根本上著力。人心一正,則安內攘外無串不可為矣。質之高明,不以為迂否?②

       這大概是最早大規模地為上海市圖書館籌畫購書的信函。由此亦可以窺見,盛氏熱衷於文化教育事業的濃厚情趣。這種情趣,與光緒二十一年八月盛氏向王文韶提出籌畫設立北洋西學學堂的請求,完全是一脈相承的。但是,盛宣懷本人是以經營實業為其主要旨趣的,至於將舊的書院教育模式,改變為具有近代教育色彩的西學學堂,筆者以為,這與盛宣懷周圍天津地區維新派人士的悉心策劃有直接關係。其中,主要應歸功於陳驤與鍾天緯等人。

       當時正是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署之後,帝國主義列強紛紛向中國伸出魔爪,企圖瓜分中國,以獲取更多好處,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嚴重的危機。這種民族危機,在天津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在甲午戰爭中,對日本作戰的主要力量,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所掌握的淮軍。因此,無論是作戰方略籌畫,還是前線軍隊調撥,或是後勤軍需供應,大多在天津地區進行。天津的改革派對這場戰爭的失敗,感受得尤為痛切。戰爭剛剛結束,他們便迫不及待地建議,中國要變弱為強,當務之急是設立以向西方學習為主要特色的西學學堂。

       最早提出此項建議的,是天津地區維新派代表人物,也是最早要求創辦北洋大學的帶頭人陳驤。陳驤,字子騰,號石麟,直隸天津府人,光緒十五年(1889)中舉。陳氏刻苦好學,聰敏過人,加之在天津地區耳濡目染,對自然科學及外洋事務均有涉獵,而且頗有心得。因此,陳驤在北洋期間,多有新政建議。陳驤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考中進士,又以成績優異被選為庶起士,光緒二十九年(1903)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光緒三十四年(1908),陳驤出任貴州提學使,次年,署貴州布政使。

       陳驤精通西學,在當時頗有些知名度。汪康年收藏的書札中,有鄒代鈞書札兩通,專門提到陳驤其人。其第一函謂:

       湘省現設製造局,係集商股購辦……敝局化礦之人,至今未得佳者,前已託鶴笙招陳石麟孝廉來湘(已允來,尚未到)。後因求賢館席需人,右帥以陳明化學、格致兼通算,即以陳主求賢館席,而局中仍是無人。祈公商之陳次亮、容純甫並博訪通人,代謀一專精化礦者。如得其人,即懇椷示,即往返椷商薪水若干也。③

       上文中的鶴笙,指鍾天緯。鍾氏字鶴笙,江蘇華亭人,幼習舉業,而後進上海廣方言館學習,曾隨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赴歐,考察各國政治風俗及學術,深感中國當務之急是向西方學習,逐步變革封建專制的政治體制。鍾天緯返國後,起初受聘到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從事翻譯工作,而後應聘北洋,協助盛宣懷籌措洋務,在此期間,曾為胡炳棻草擬過《條陳變法自強事宜摺》,此摺曾對當時政局發生重要影響。④

       此外,鄒氏此函中提到的右帥及下函中的右丈,均指陳寶箴。陳寶箴,字相真,號右銘,江西義寧人。陳氏於湖南巡撫任內,雷厲風行,推行新政,在學政江標及按察使黃遵憲的幫助下,設立時務學堂,以及開辦礦務、輪船、電報及製造公司等企業,並出版《湘學報》,鼓吹變法,宣揚新政,可謂不遺餘力。他還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楊銳等新政人才,因此受到湖南守舊派王先謙、葉德輝的攻擊。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以“濫保匪人”,將陳寶箴“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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