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6)01～0033～18 所谓“教案危机”，是指“教案”激发和加剧社会危机的事象。这既是一种客体表现，也是相关主体的心理体验和感受。在晚清教案频发，且烈度颇高的特定情势下，尽管教案所涉各方都可能程度不同地有所反应，但一般而言，毕竟中国方面是教案的最终和主要受害者，故对“教案危机”的体验和感受尤其凸显和典型。即使如此，中方角色和地位不同的群体，对“教案危机”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譬如说，官员、士绅、民众所特别敏感的方面会大不一样，而各自内部不同“小群体”乃至个体的差异性也确实存在。本文拟着重从国人对教案与民族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信仰危机、生存危机关联的体认，及其危机反应机括问题——这样几个方面来具体论述。 一、国人对加深民族危机的反应 民族危机是自晚清开始并日益加深的中国近代最为险恶的危机，它缘于列强的侵略。既然“传教”不可避免地与列强殖民战车密切挂钩，那么，它也就必然成为加深中华民族危机的一种因素。颇有见识的郭嵩焘有谓：“夷人之与中国交涉者，一曰商，一曰教，一曰兵，三者相倚以行，而各异用”[1]174，这道出了其“战车”的“构造系统”。而“每逢一宗教案起，丧权辱国输到底”[2]229，当年湖南反洋教狂人周汉的这句话，则不啻对教案加深民族危机的“经典性”概括。“丧权辱国”，国人因此而生发的痛感是强烈的。著名维新思想家严复即曾指出：“其教宗夙以争政权、握利柄为二大事。要结官吏，争执产业，袒护徒党，以必胜为期，其长技矣”，“西人传教一事，若不早为之所，将终为吾国之大灾”[3]189～190。有个叫李庆铨的人在清末则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之教祸烈矣哉!民则戕身也，官则褫职也，政府则偿金也。甚至扩租界，踞海口，种种凭陵，指不胜屈。”[2]430虽说在整个晚清时期，从民族主义的反侵略角度对洋教的指斥和批判，始终没有达到民国“非基运动”那样的水平，但将洋教与洋枪洋炮以及洋货联系起来，以一种直觉的感受从总体上声讨外国侵略，则是自中国被迫开放“传教”伊始，便形成典型舆论的，且持续发展，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揭示愈发激愤和深切。 咸丰十一年(1861年)出现的典型反洋教宣传品《湖南合省公檄》中，就将外国通过鸦片战争的侵略事端，与传教联系起来，并声讨说：“逆夷教匪，外以和约通商，欺蔽中华，关塞不能盘查，官府不能禁止，而其中之包藏祸心，实与寇贼一气。四处之劝教者，即贼之侦探也，今尚任其骄横，一旦毒发，将不可救。”[2]5同年四川的《讨西洋教匪檄文》中则有云：“世衰道微，邪说诬民，酿成匪类，妄动干戈。(咸丰)七八年，常闻烽火告警；十余省，半是尸骨遍堆。民命伤残，国运否塞，小人道长，君子道消，耻辱已甚，尚未雪其分毫。而洋人忽又祸起京都，渐流毒于各省，闻之令人魄散，言之令人心伤。”[2]78其所惊所伤者，自然是连年战火、遍地兵燹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而这一切，又都认定与洋教密切关联。有论者(李恩涵)考察咸丰年间反基督教言论，归纳其思想依据，首条为“有人认为西教传自外洋，图谋不轨”[4]143，自然包含侵欺中华、危害社稷的意思。同治元年(1862年)“饶州第一伤心人”的《天主邪教集说》中，将前不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北京条约》签订后的情势与“传教”之事联系统观，指斥外夷“逞其狂悖”，并“分其徒于各省州县传天主邪教”[2]8。同期的署为“天下第一伤心人”的《辟邪歌》中，则以歌谣形式表述了类同的内容[2]13～14。还有同治八年(1869年)的反教文告《遵义城乡合议》中，声讨“洋人想谋我江山”，“恃教为符，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欺官藐法，哄惑愚民”，“谋我中国宝贝，扰我中国百姓，种种恶极(迹)，数之不尽”[2]47～48。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光绪初年，有流传于四川重庆一带托名张之洞(其人时任川省学政)的反教揭帖，其中指斥外夷“性本狼贪”，“包藏祸心”，“突越我封疆，凭陵我社稷，焚烧我园圃，窥探我城郭”，“犹要信结盟，倡引邪教”，而“赫赫天朝，俯屈夷国”[2]85。可见，也是将外国所酿战祸与其“邪教”连为一体，视为导致民族危机的要端。而出自湖南的一道反教匿名揭帖中愤言：“逆夷猖獗，要挟中朝”，“近闻新定和约，各州府县分设夷官，专主教民交涉事件；又将于湘城创立洋厂，制造洋炮。呜呼!其事一成，则滨海沿江诸郡县之害，又将蔓延我省……荼毒生灵，搜刮财利，剥肤之痛，何可胜言”[2]107!姑且不说所涉事端虚实与否，反正这是受激于相关信息而生发的一种深切忧患的表达。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东有以“鲁东义士”名义发布的揭帖，其中说外国“有事即以教民为兵，逼令捐输金银，充其兵饷，并驱令充当头阵，使我中国人自相残杀。即以此术占据印度、暹罗、缅甸、金边等国，而越南为近年之事。征兵索饷，残害生灵，据其疆土，人所共见共闻”[2]415。且不说外国在华以“教民为兵”的事情有无和典型程度如何，而将其与对中国周边国家或占据为殖民地、或进行武装侵略之事联系起来，无疑会增强民族危机的警示效果。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有湖南周汉倡率的反洋教宣传兴起，其高调“卫道”的同时，也夹杂着对教案导致民族危机的痛陈。如果说周汉的反教宣传虽然激愤但毕竟还属“文战”，那么，四川的余栋臣所领导的则是“武攻”了。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首次起义时即发布过讨洋打教的檄文，及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再度起义，在告示中更是这样声讨洋人洋教：“自道光以迄于今，其焰益张，其行强暴。由是煽惑我民心，奸淫我妇女，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城，巧取我银钱。小儿嗜如菜果，国债重如丘山。焚我清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镇，中国意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如今日者!”[2]93① 以上所引言论出自各类反洋教宣传品中，如果说这中间“煽动”味道较浓，甚至不乏非理性成分的话，那么，官绅在日常言论中所表达的相关看法，感情色彩自然较淡而更趋理性。像同治年间，安徽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籍的人士王炳燮(他后来中进士曾任官直隶)，上书不但著名于“文事”且在军政界崛起的曾国藩，说“查海疆和议，从前论者莫不谓西彝志在通商，别无他意。即如传教一事，又莫不谓彼自行其国俗，初于大局无关。而岂知英法吞噬海外，率用此谋”，对于中国来说，“今则江汉内地，处处横行；齐燕要区，处处着脚。外既肆其侵踞，内更逼及宫闱。又况传教一事，勾结未已；换纳两字，显示渝盟”，“夫敌人之力图进步，以换约两字为机缄；而我力争先着，当即以传教一事为关键”[5]卷八，18～19。可见论者眼界较宽，从海外到国内，由古时及当今，论之同与不同，痛陈空前的现实危机，不但关涉战祸所及，而且指及条约之害，针对前订条约中十二年重修之条，呼吁力免被动而预先筹谋，而“先着”和“关键”即指为“传教一事”。姑且不说是否真当如此，反正“传教”在王炳燮辈的心目中，与民族危机的关联是特别紧密的，这一点没有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