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和茶叶贸易在世界近代经济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在19世纪的中国尤其如此。把茶叶和鸦片放在一起来讨论，初看起来颇为奇怪，因为这两类物品似乎并不相关，其实不然。在19世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二者不仅相关度很高，而且有时根本就密不可分。首先，茶叶和鸦片是19世纪中国与世界发生关联的最主要的商品，并且是茶叶贸易引发了鸦片贸易；其次，茶叶和鸦片贸易伴随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茶叶贸易的由盛而衰、鸦片贸易的由小而大，印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所经历的种种痛苦与磨难。 一、茶叶和鸦片经济的相关性之比较 (一)成瘾性消费品特征 关于茶的成瘾性问题，学术界有争议：有人认为茶叶不是成瘾性消费品。一般来说，饮茶只是人们的一种喜好，不是生活必需品，这是没有疑问的。关于这一点，中国人较早就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比如生活于清末民初的学者徐珂就认为：“西人嗜咖啡、椰子，东人好茶，其物虽以所居而异，好饮一也……成人有终岁不饮茶者，于身体之健康，殊无影响。其非生命必需之物，盖无疑义。”[1](P6306～6307)明确指出了饮茶不是绝对的生活必需品。可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和人群的日常生活中茶叶的确已成为一种不可离开的消费品，只是这种消费品对人体有益而无害，所以我们不习惯称之为“成瘾性消费品”。① 在本文中，“成瘾性消费品”是一个中性概念，“泛指各类合法与非法、温和与强效、医疗用途与非医疗用途的麻醉及提神物资”[2](P2)。根据这个概念，把茶叶视为瘾品是适合的，咖啡以及含有咖啡因的饮料等同样可以视为瘾品。自古以来，有些饮料就起着解除疲劳、兴奋和消愁的作用，所以有学者视为“软性瘾品”。 中国人饮茶历史悠久，但在19世纪却迷恋于鸦片，其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比较而言，茶叶和鸦片都是温和的精神刺激物，这可能与中国人的性格、文化影响等因素有关。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对此类镇静性的物品有偏好： 中国人总是迷恋镇静药，而不是迷幻剂。酒、烟草和鸦片居于支配地位。就连起支配作用的茶在大部分地区也是冲淡了才喝。尽管整群的致幻型植物——印度大麻、草乌、天仙子包括蛤蟆菌(至少在东北)在内的各种蘑菇，乃至更多的其他致幻型植物，在古时就已认识和广泛传播，但中国人却从未使用过。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大概是费用和肉体损伤的可能性。软性瘾品能提神解闷，却不会引发幻觉。[3](P135) 尽管上述论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描述的现象却基本是正确的。另外，茶叶在中国产地很广，总产量很高，价格低廉，尤其适合贫苦大众消费，这一点不难理解。相对而言，鸦片价格要高得多，而且最初中国并不生产作为毒品的鸦片，至少在19世纪初期如此。到19世纪后期中国大面积种植罂粟后，其价格大幅度下降，也更容易取得。 人们在劳作、饮食之外，往往都需要精神的放松或娱乐。普通大众劳动辛苦，甚至连温饱都不能保证，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和时间从事贵族阶层能享受的精神生活，因此价廉物美的茶叶便成为普通人的首选消费品。对照咖啡、酒类等传播的历史，道理几乎都是相通的。布罗代尔认为，“任何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性的‘兴奋剂’”，“根据人类生活的常规，食品严重匮乏的持续或加剧势必需要取得补偿”。[4](P306、307)比如12世纪和13世纪的欧洲人迷上香料和胡椒，16世纪出现烧酒，随后又有茶叶、咖啡、烟草等。此与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的动荡、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速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些瘾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王牌商品”(布罗代尔语)。 包括茶叶、咖啡、鸦片等在内的成瘾性消费品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是同资本主义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软性”的瘾品——巧克力、较淡的美洲烟草、东方来的茶叶和咖啡——之所以能打败古德曼(Jordan Goodman)所谓的摇摇欲坠的欧洲自种瘾品的文化，这也是原因之一：软性瘾品更能配合新兴资本主义秩序的需要。不但如此，这些瘾品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下的商品。它们为商人赚的钱，为国库增加的收入，比它们在喝走气啤酒、吃大麻籽面包的旧秩序下能获得的可多得多了。[5](P57～58) 揭示出瘾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联具有特别的意义，否则我们对许多历史现象无法理解。比如茶叶在英国开始普及和流行正是在工业革命的起步阶段，此绝非偶然现象。很多学者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取得成功并非仅仅因为发明了蒸汽机和纺纱机，茶叶也起了重要作用，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传入，英国的近代化就不可能成功。[6]鸦片同样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有关。鸦片很久以前来自近东，中国人早就用作各种用途，但恰恰未用作吸食，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人在中国强制推销后，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恶习才流行起来。英国人最初曾狡辩说，吸食鸦片和饮用烈性酒的危害一样，因酒是无法禁止的，所以鸦片也无法禁止。[7](P416)这真是无聊的说辞，无论英国人怎样辩解，他们对中国近代的鸦片祸害是无法推托责任的。 (二)商品性特征 这一点似乎无需多做解释。农户生产茶叶和鸦片也许有自用的部分，但绝大多数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他们依赖于市场而生存。“茶叶成为社会经济中的大宗商品始于唐而兴于宋”，虽然在唐宋时期茶利收入远不如盐利，当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例也不大，但“它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却是一般商品难以比拟的”[8](P1)。茶园既可以规模经营，也可以小农生产，因而特别适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以小农经营为主的生产方式。关于茶叶的商品性特点，李埏先生曾有精辟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