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加笔民国宪法草案”(参见文后所附“资料一”的原件照片。以下简称《加笔草案》)系诸桥辙次博士(1883～1982)保存下来的墨迹文献之一，现存于日本新潟县三条市诸桥辙次记念馆。我们在从事“关于诸桥辙次与近代中国的基础调查与研究”①这一研究项目的过程中，与该文献相遇。 这里有必要对上述研究项目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2010年11月13日，本文作者之一李冬木在诸桥辙次记念馆做了题为《诸桥辙次当中的中国》②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在接受诸桥辙次记念馆指导员佐藤亘代表该馆邀请之后，在听取佛教大学名誉教授吉田富夫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此次合作，构成三人开展共同研究的契机。因为我们发现了另外一个不同于既往的评价诸桥辙次的视点，即他不仅仅是《大汉和辞典》的作者，更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见证人。“诸桥辙次与近代中国的关系”，才是与他的《大汉和辞典》相关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所在。为理清这一问题，三人结成研究团队，制定了研究计划，并有幸获得了“平成二十三(2011)年三菱财团人文科学研究项目资助”。经过两年的共同研究，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见证人——诸桥辙次在中国》一书，即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其研究背景和概要已写进结项报告里，兹引相关内容如下： 自1918年4月首次访问中国，到1942年3月，诸桥辙次访华可推测有十几次，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次，即1919年9月到1921年8月在北京留学的两年间。其受文部省派遣去学中国哲学和文学。在留学期间，诸桥辙次完成了有关“中国家族制”的调查研究，并产生了编纂《大汉和辞典》的动机，正式启动了其作为汉学家构筑下一阶段业绩的工作。这一时期刚好是中国近代史上“新文化”与“白话文学”迅速登上历史舞台，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急遽衰退的所谓新旧文化发生激烈冲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诸桥辙次在调查研究中国的家族制的过程当中，通过与中国人的直接接触，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变革，留下了大量的宝贵的记录。 关于和中国学者的交往，诸桥辙次在《游支杂笔》和《我的履历书》当中曾做过部分介绍，但其收藏的笔谈墨迹和日记手稿等第一手资料，几乎都处在未整理状态。③ 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笔战余尘附知交墨迹》、《笔战余尘残滓》、《儒林墨迹》、《辱知学人墨迹》、《辱知学人墨迹(二)》、《辱知清儒墨迹》、《先贤遗墨》七种和留学时的旅行日记手稿五册。我们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于是便与《加笔草案》相遇了。 这份墨迹收存于《儒林墨迹》，粘贴在第12～14页。据闻最近有《袁世凯全集》36卷出版，其中也包括“日本保存的袁氏传世文字”④。目前虽并未加以确认，但本文所要讲述的《加笔草案》恐怕不会包括在其中，因为这是一份迄今为止从未公开过的资料。 那么，这份“民国”诞生以前的手写“民国宪法草案”是一份怎样的资料?其意义何在?在此基础上是否有最终文本形成?如果有的话，那么定本又呈现于怎样的形态?作为“民国”的国体设计图，其在构想上与目前已知的同时期“宪法”设计又有着怎样的异同?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检证与探讨。 一、判读与转写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判读与翻字的问题⑤。这是解读这份草案的作业前提。袁世凯“加笔”是一次所成，还是数次所为，现在无从判断，只能根据纸面作平面处理。兹将判读的结果翻字如下，亦借此机会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下划线处为袁世凯“加笔”。 [12页]⑥ 清皇与大总统交际之礼节 一 清皇承袭，由大总统率国会庆贺。 二 大总统就职，由清皇贺加冕。 三 清皇应行文总统时，由宫内大臣具文行知。总统秘书官转达。移大总统文件曰咨。 四 大总统应行文清皇时，咨行宫内大臣转陈。移清皇文件仍曰奏。 五 总统及议员见清皇曰觐。 六 王公袭爵仍用清皇册宝。 七 对于外藩之事件，清皇委任大总统行之。首列清皇名号。 清皇之权限。 一 清皇世世相承。 二 清皇神圣不可侵犯。 [13页] 三 清皇对于各种宗教有表彰之义。 四 皇室经费由国会制定，不得议减。 五 皇室原有之财产及王公世爵各仍其旧。 六 八旗原有口粮，暂仍其旧，俟生计筹妥后，其从前营业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蠲除，与汉民平等。 大总统之权限 宪法 一 大总统由国民投票公举。 二 大总统任期以法律规定之。 三 大总统以国民之委任，有外交、内政、军事之专权。 [14页] 张琴，号治如，福建浦田人，翰林院编修，现住西城仙游 会馆。顺天高等学堂国文教员。 最难读的是袁世凯写在另一张纸上的字，也就是写在红框里的那些字。经过辨认，判读内容如下： 慰勉给假一月 驳斥 另无重枵(?疑似——笔者按)督速筹 二、墨迹文本解读 诸桥辙次是怎样得到这份《加笔草案》的，目前还不清楚。因为除了“袁世凯民国宪法草案”这条另外粘贴上的附笺之外，诸桥辙次并未作其他说明。收存该墨迹的《儒林墨迹》共粘贴有七人墨迹，其中既有墨者本人所赠，也有诸桥辙次从1919年9月至1921年8月在中国留学期间购买，也有入手路径无法判明的。《加笔草案》属于第三种情况。我们试从笔迹、内容和起草者三个方面来推测其成文时期以及在清末民初的宪法制定过程当中所处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