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5)06～0122～13 “排满”是20世纪初中国一个显著的历史现象，因其与辛亥革命联系紧密，又加之“新清史”的推波助澜，研究成果非常多。①相对而言，以往论者多注意“排满”思想的兴起、传播和其对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但至今仍值得再讨论的是，“排满论”一度甚嚣尘上，为何在革命之后消失得如此之快?这当然和革命后的政治形势有很大关联，但亦因“排满”是一场理念与事实互相绕缠、真相与幻象彼此交错的“以思想来造社会”的运动。对此不论是赞同“排满”还是否定“排满”之人都有相似的认知。常乃惪即说：“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不到百日，清朝就终于亡了。这就是文化运动与思想革命的真力量的表现。”②陈独秀批评排满是“不拿住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专以煽动感情为唯一工具——感情是一件浮动不能固定的东西，把革命运动建立在浮动不能固定的条件上面，哪有不失败之理!”③ 辛亥革命是否“失败”自有可讨论之处，但以上所谓文化与思想的“真力量”和感情的“浮动不能固定”说的其实都是排满“似真亦幻”的某一面相，这一特点导致了清末知识人的反满意识中充斥着许多“不可究诘的多义与歧义”，④而这些“不可究诘的歧义与多义”则必须在“夷夏之辨”和“东西洋学理”这两个排满立论的大支柱中做仔细考察。除此之外，本文亦将尝试通过排满报刊及明末遗献的阅读来讨论排满言论被接受的历史。因此本文将围绕三个主要问题而展开： 第一，作为排满立论发源的“夷夏之辨”，其多重歧义在历史的演进中如何产生与嬗变?歧义重重的“夷夏之辨”在清末排满言说的理路中形成了哪些论述上的内在困境? 第二，对于作为排满立论重要资源的“东西洋学理”，时人基于古今、中西、新旧作出的不同解读有哪些?这些解读如何生成了排满立论中的矛盾性与多层次性? 第三，时人阅读反满报刊及明末遗献后，其即时感受和评判的多样性表现在哪里?相较后设的“革命与改良”之争，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该如何描绘? 以下先从排满立论的古老源头“夷夏之辨”谈起。 一 夷夏之辨的歧义 排满立论的两大支柱之一是至少从春秋时代就开始谈的“夷夏之辨”。作为中国传统中极其重要又特别复杂的一个概念，“夷夏之辨”在中国历史的演进中不断产生和嬗变出各种歧义。概要来说夷夏之辨的多重歧义主要有： 第一，从“夷夏之辨”产生的源头看，具有多面混成的特点。谈“夷夏”自然不乏严中国、诸夏与夷狄之防的种族色彩，极端如王夫之会说“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⑤但另一方面正像韩愈所言，“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⑥“夷夏之辨”亦以文化为尺度，使得中国、诸夏与夷狄间存在着可转化的开放性，所谓“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⑦ “夷夏之辨”多元混成的特点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两宋之时，汉人曾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异族”长时期艰苦地对峙作战，最后不免王朝倾覆、社稷崩塌，不少读书人作为难民和遗民咀嚼着亡国惨痛。在此背景下“夷夏之辨”的文化弹性减弱了许多，很多读书人都非常强调夷夏间的不可沟通与不可转化，蒙文通就指出“胡安国《春秋传》大攘夷，则就南宋形势言之”。⑧ 不过在“夷夏大防”被强调的同时，宋代的“忠君”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萧启庆认为，“古代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尽忠的义务。两宋时代起，此一相对忠君观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君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⑨由此当“夷夏之辨”与“绝对忠君观”遭遇时，情形就变得相当复杂，这就出现了“夷夏之辨”的第二个歧义：若王朝为汉人君主，则夷夏与忠君或可得对立统一，王夫之在说“夷夏大防”时，同时在说“君臣之义，生于性者也，性不随物以迁”。⑩若王朝为异族君主，则视乎其实际统治的方式与统治的时间，倘统治日久且不“大失道”则忠君观念一般仍能占据上风。(11)方孝孺就曾很形象地描述过自宋到元“夷夏之辨渐淡”的过程；(12)倾心于民族大义的钱穆亦曾为明初诸臣对于元朝已亡、新朝已兴“茫然不知，漠然无动”，“毋宁以名列元史，归案元儒为得其素怀”的现象困惑过。(13) 相较元朝，清朝既有相似之处——王朝统治者为异族君主，但亦有迥异之别。这种差别形成了“夷夏之辨”的第三个歧义：不同异族王朝造就的夷夏间矛盾之深浅亦不相同，进而会影响此朝与彼朝读书人谈论“夷夏之辨”和普通人接受“夷夏之辨”时史实基础的厚薄。 清朝入关进而统一全国的过程当然血污累累，尸横遍野。但就时间和规模而言，与两宋之际和宋元之际夷夏间结下“经年血仇”的故事尚有区别。而且清廷从立国之初就设立体制令满汉分处，各安其生业。这种满汉分处的态势从长期来看或有利于清王朝的整体控制，但对满人个体和家庭而言，因年久生齿日多，饷额却一直固定而弊端丛生，这从清末的满人生计问题就可见一斑；而对汉人而言，因满汉隔离令“上等社会每误于教忠之言，而下等社会则并不知主其国者为何种人”。(14) 更吊诡的是在反满最激烈的时期，满人的整体情况恰是皇室不振、官员式微、民人颓唐。这显然不能与有元一朝“屠杀凶残惨烈，统治昏愚淫暴”，且不能“用夏贵儒”，导致“无地非狄，若将不可复易者”的情形画上等号。(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