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罗作品元素的象征意义与绘画风格的转变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577(2015)04-0056-06

       弗里达·卡罗的艺术生命按时间长度来看也许不如那些高寿的画家，但就其生活的经验与作品的数目来说，她的艺术生涯是充实而精彩的。她经历了许多伤痛，一生都在与命运较量，在诸多的苦难中迸发着无穷的生命力。在与命运斗争的过程中，她创作了多幅自画像来记录每一个时刻，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她情绪的波动与性别意识的觉醒。在她的一系列自画像中，有许多元素都被重复使用，这些元素象征了什么、又是怎样随着她画风的转变产生变化、甚至逐渐消失的，这些问题都将在本文中进行探讨。

       一、墨西哥元素的象征

       弗里达声称自己是1910年7月7日出生，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她的出生证明上，标注着她的生日：1907年7月6日。1910年7月7日，是墨西哥革命开始的年份，她认为自己是墨西哥的女儿。她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可以在她的许多作品中得以窥见，例如《两个弗里达》(图1)。在这幅中，右边的画家身穿紫色黄色相间的墨西哥传统服饰来阐明身份。此外，她还喜欢运用芭蕉叶、猴子、梅花鹿、鹦鹉等元素。在她1938年的作品《和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图2)中，一只黑色的猴子趴在她的肩膀上，背景是墨西哥特有的热带芭蕉，整幅画绿意盎然，活泼的猴子在严肃的弗里达肩上的画面结构使得作品变得生机勃勃，轻快有趣。而她的另一幅自画像《戴着荆棘项链与蜂雀的自画像》(图3)中多出了一只黑色的豹子，使得画面形成了一种平衡：右肩的猴子活泼灵动，左边的黑豹矫健强壮，这代表了她对自己病体的不满和渴望健康的心情，而栖息在头巾上的蝴蝶和盘旋在头顶的蜂雀，则显示了她作为女性所特有的脆弱敏感。另一个经常出现在她作品中的元素是鹦鹉，尤其是墨西哥的金刚鹦鹉。在她1941年的作品《我和我的鹦鹉》(图4)中，一共出现了四只形态不一的鹦鹉，或停留于她肩上，或被她搂在怀中。

      

       图1 两个弗里达

      

       图2 和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

      

       图3 戴着荆棘项链和蜂雀的自画像

      

       图4 我和我的鹦鹉

       以上种种服饰、动植物元素带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形成了弗里达早中期作品中常见的墨西哥风格。

       二、欧洲元素的象征

       弗里达身上流淌着德国犹太人与墨西哥人的血液，而在她青春期的自画像中，也一度展现了她对欧洲文化的热爱。在弗里达的《穿紫衣的自画像》(图5)中，她将自己描绘成一种贵妇式的形象。当时的弗里达刚经历了她人生的第一场伤痛，车祸后卧病在床的弗里达没有精神依托，心情忧郁沉闷，因而会出现这种类似文艺复兴时期哥特式的画风——高耸、阴森、诡异、神秘。这幅画是她人生中第一幅自画像。画中的弗里达有一种贵族少女般的矜持与娇媚，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有几分相似。这是一幅接近古典式的绘画作品。弗里达昂着头，但双眼间的欲言又止却暴露了她少女的心思，她紧抿的双唇在克制自己的情感，不允许自己展露出任何的卑微。她连起的眉毛好像一只海燕，正要从她端正的脸上飞走，而背景那波浪状的纹饰也呼应了这种解读。这些波浪状的纹饰既像是梵高《星月夜》中的漩涡纹，又像是从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图》中截取了一部分下来。总而言之，这幅作品中没有任何元素能体现作者的民族背景。

      

       图5 穿紫衣的自画像

       此时的弗里达在画中呈现的是不同于墨西哥风情的另一种模仿古典主义的典雅美。在这幅自画像中，弗里达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古典式的审美诉求，人物形象纤巧修长、文雅秀美，画风明显受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风格的影响。在她1928年为妹妹所创作的《克里斯蒂娜·卡罗画像》(图6)中，克里斯蒂娜身穿一件淡雅的白色长裙，裸露的脖子和手臂相当修长。画面没有太多的装饰，背景处理很简单。弗里达这一时期的画，受欧洲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符号，无论是画面构图、人物描绘，还是画面装饰风格都明显有别于中后期的自画像。如果说民族服饰是她作品墨西哥风格的表现，那么这两幅画所运用的服饰元素则是她作品欧洲风格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