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近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固有节奏，从而为近代的历史图景增添了许多特别的内容，这些内容已经溢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通过自然递嬗而塑成的一种“自然伸展”的性状，而呈现出新旧杂陈、旧的试图拖住新的但新的终于胜过旧的这样一种反复纠缠、斗争的历史发展态势，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的趋向。所以，从总体来看，对于近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特质应当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基本认识： 首先，历史是有连续性的，这是历史的最基本的属性。当我们论及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时，实际上是在以古代道德生活史和现当代道德生活史为参照背景的前提下把近代这段历史特别凸显出来来加以关照。但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理论研究上的“方便”而人为地“框设”出一个历史片段，以体现这段历史的特殊内涵和意义。同样，所谓古代道德生活史的研究或现当代道德生活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但这种人为的框设并不是要隔断整体历史，当然历史也是割不断的，不管理论研究所使用的方法“裁刀”如何锋利，毕竟史实是不容任意裁剪的。无论历史中某一阶段具有何等特殊的内涵和意义，体现出何等“偶然性”的特征，但它都是历史发展塑成的结果，都会体现出历史一脉相承、绵延串流的统绪来，因而，这段历史内涵和意义也需要通过“整体观览”方可准确定位。就中华民族近代的百年而言，虽然我们的民族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道德生活领域中也必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发现，在变化、改革或革命的节奏中仍然有不变的东西存在，这也就说明，在中华民族波澜起伏的近代道德生活世界中，仍然保留着一些生活的“常态”，而通过分析这些生活的常态，我们就能够更加客观地厘定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中之“变”究竟是何等程度上的“变”：是全方位的变化还是局部的变化，是只发生在思想层面的变化还是在规范或德目抑或是道德价值标准的改变，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变化还是个人道德行为的改变抑或是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婚姻家庭生活都发生了改变，等等。 其次，历史也是具有延展性的，因而发展、变化也必然是历史的属性。但是对于历史的变化，有时仅仅是量上的堆积，就像随天气渐冷而慢慢加衣一样，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它的“容量”会越来越大，但是其演化路径和价值取向并没有发生转折性的改变，我们可以把历史中的这种变化称之为“量变”。具体来说，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固然存在着许多变化的现象，但是有些变化只是发生在表层上的，或者说只是传统道德元素辐射范围的扩大，并未触及道德生活根基层面，而表现出“死水微澜”的症候。而梳理清楚这些量变的现象，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的内在演变逻辑和演变过程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再次，近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是一段充满了“道德变革”或“道德革命”意蕴的历史，即近代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场域中充满了许多新的、与传统道德生活格局不契合或不一致的“新质”元素，因而，研究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就需要检视和发现其中的“质变”，发现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在近代发生的重大转折。也就是说，聚焦这段历史不是仅仅要留存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场域中曾经发生的事件，更要洞悉中华民族走向未来、在道德上获得新生的“秘密”。 一、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中的“常态” 历史是变化的，但又总是在变中蕴含着不变，我们就把这种不变称之为历史的常态。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中的常态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近代道德生活史仍然是中华民族谋生存、求发展的生动写照，这也是梳理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所必须认肯的前提和确立的基础。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历史的延续不是缘于纯粹的思想和观念的流转，而是由于人的生命的延续，所以历史是人的生存史、发展史，而不是纯粹的观念史。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首先必须确定的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起点。因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①。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活动一方面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交往，另一方面也发展出了人与人的交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人与自然的交往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力，人与人的交往则形成了具体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人的生存需要不会始终停留在一个恒定的水平上，“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②。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不会始终保持不变，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会带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生产关系发生改变。这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就成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至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