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文化:青年研究未来发展的进路探寻

——国内青少年文化研究前沿报告(2008~2015)

作 者:
邓蕾 

作者简介:
邓蕾,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青年学院讲师,上海青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文出处:
中国青年研究

内容提要:

通过梳理国内近年来的青少年文化研究会发现,不同学科常常不约而同地把青年现象视为文化现象、把青年研究当作文化研究来加以处理。“中国青年”的存在形态从“政治的青年”向“文化的青年”的转变,让青年研究重返文化成为必然;而“文化的社会学”向“文化社会学”的转向为文化研究参与当下的青年研究提供了可能。青年文化研究的推进,不仅可以充实文化研究,更可能成为解决青年研究面临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困境的一条路径。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16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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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年研究史上,帕森斯式的“文化的世代”(Generation of Culture)研究模式曾经统领了主流话语近三十年。结构功能主义者将正在发展中的“同辈群体文化”视为“有更宽泛基础的世代意识”的表达,将“世代”视为标识不同年龄群体间文化差异的符号[1],认为“世代继替”会超越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变迁的发动机,作为新的价值观、文化模式等构建媒介的青年则将代替无产阶级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2]。

       “文化的世代”研究模式赋予了战后青年研究以极大的启发:首先,把“青年”放在“社会变迁”和“代际延续”中去理解,强调“青年”是通过代与代之间的承继得以建构的,有助于研究者解答“青年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其次,把“青年问题”放在与其他年龄阶梯之间的团结与冲突、代差与代同等关系中去呈现,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其特殊性[3];再次,代际视角还有助于研究者在个人生命史与社会发展史之间建立联系、在不同年龄群体和社会结构之间建立桥梁,从而分析社会变动对特定世代的诸多规定以及特定世代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等。在这一视域和路径之下,涌现出了诸如M.米德的《文化与承诺》、英格尔哈特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等以描绘和分析文化上的代际更替为主题的力作,青少年文化研究成为显势,青年研究整体上被激活。

       然而,这种强调年龄区分的优先性而将社会不平等视为细枝末节的观点,也给青年研究涂上了一层“无阶级的神话”色彩[4]。但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经济状况恶化、福利社会终结,各阶层围绕经济资源和生活机会的斗争日益激烈,青年之间的社会不平等甚至区隔事实在不断拉大,学界开始质疑上述研究模式,布迪厄《青年只是个词》(Youth is Just a Word)的论文使这类反思达到顶点[5]。在粉碎“青年”的虚假共性、避免将青年过度简单化等方面,这类批评是非常成功的,让人们去关注,除了亚文化以外,这一年龄群体内还真实地存在着社会差异和阶层再生产等。但不幸的是,当年的大讨论在质疑、颠覆之后没能在新领域中重建关于“青年”的问题群,青少年文化现象弱化为阶级矛盾的注脚,青年问题始终难以从社会问题中剥离出来,“青年”失去了独立性;这对发展青年研究无疑是不利的,因为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和问题域一旦被取消、掏空,整个研究领域的有效性就会遭到质疑。

       中国的青年研究自恢复学科建设以来也走过了一条由“激情”到“冷静”的道路[6]:20世纪80年代,青年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青少年文化作为了解青年的最佳途径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而90年代,青年问题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取而代之,青年不再是主流社会关注的焦点,青少年文化研究被遮蔽在青年群体研究、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青年组织研究等身后若隐若现。但是,在认真阅读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近年来,在《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等国内青年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直接对青少年文化做社会学研究或对青少年社会做文化解释的成果。为什么会这样?这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一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动力。我们致力于通过梳理国内青少年文化研究的议题、内容、方法和观点,借此把握青少年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以及青年研究未来发展的可能进路。

       一、青少年文化研究的主题及其结论

       乍一看去,直接考察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获得了青少年群体的认可,以及如何使他们“同意”将权威加诸自身的文献,占据了国内青少年文化研究极大的比重。在中国知网(CNKI)的期刊、学术辑刊、报纸、国内外会议、硕博士学位论文7大资源库中,以2008~2015年为时间域,以“青年”或“学生”为篇名关键词,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篇名关键词进行交叉搜索时,获得了506篇文章;以“传统文化”为篇名关键词进行交叉搜索时,获得了269篇文章;和其他主流意识形态,如当前热门的“创业文化”、“创新文化”等相关的文献正与日俱增。学界热衷于讨论这类议题的背后,存在的是国家和社会对其与青年之权利关系的不确定,甚至担忧。可见,发掘由文化再现(Representation)的权利关系,或理解文化对权利的维护、制约、破坏,是青少年文化研究根本的问题意识。

       1.青少年的文化抵抗

       青少年文化中表现出的抵抗品格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

       (1)风格抵抗

       不少文献借用“拼贴”、“同构”、“表意实践”等概念对“粉丝/迷”、“萌”、“御宅族”、“萝莉”、“伪娘”、“腐女”、“小清新”、“杀马特”等青少年风格化或仪式性的活动进行了内容分析,认为这些在符号层面表达对主流文化的抵抗,进而建立个体和群体身份认同的文化方式,是社会结构矛盾、阶级问题以及相应产生的文化矛盾的产物,目的是为了解决主流文化中仍然存在的结构性冲突,为各种社会问题提供“象征性的解决方案”[7]。

       (2)意义再造和命名权的篡夺

       如果说上述现象还仅仅是“闲暇领域的斗争”[8],那么,更引起研究者注目的是青少年越来越强地使用互联网等技术或平台创造符像(Icon)的能力。例如,有人研究了“屌丝”这类原本的贬降标签是如何被青年借口由网络进行“意义再造”,成为底层以及不少中下阶层年轻人认同的符码,进而对现实做出消解乃至颠覆的[9]。又如对网络造词、造句、造节的研究,从“神马”、“给力”、“Hold住”、“囧”等热词到“淘宝体”、“元芳体”、“凡客体”、“咆哮体”、“甄嬛体”、“Duang体”,从自创“女生节”(阳历3月7日)、“男生节”(阳历3月9日、8月3日、11月12日)到“光棍节”(阳历11月11日)等[10],曾经单单停留在线上的青年娱乐文化活动如今越来越能轻易地泛化为社会性的文化事件。这背后隐含着的是对“命名权”的争夺,当年轻人对经历或未经历的事实和历程进行重新书写变得异常流行时,青年群体的支配性权力就在实质上得到了提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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