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复性、回忆性与修复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按照利奥塔“重写现代性”的说法,思想史有重复性、回忆性与修复性三种模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其经典叙述中有一个不断的既是重复又是差异的自我突破过程,在20世纪语境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则经历了一个不断回忆马克思主义之前思想资源重建其当代形态的多元化展开过程。新世纪面对新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的命运、价值与可能的视野,是需要从已有的历史强制记忆中走出来,不断修复与激活其固有辩证法思想中的韧性的激进的能量,直面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发展这个“自在之物”本身。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6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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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思想史的重复性、回忆性与修复性

       利奥塔,这位法国新尼采主义者,作为后现代主义叙事最有名的倡导者,曾经提出过“重写现代性”①这个著名口号。为此,他借用弗洛伊德《记忆、重复与修通》(1914)一文中的措辞,提出有三种书写现代性的方式。第一种是重复,它出现于被压抑的想法重新返回并萦绕着主体时,是某种不受主体意识模式所控制的结构,它让他或她强制性地重复一个动作。如俄狄甫斯便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第二种是回忆,即现代主义记忆的模式。主人公开始意识到不能受制于匿名的结构,于是试图去寻找令他遭受痛苦的原因,起源与结果成为他最关心的问题。利奥塔采纳的是第三种“修通”(durch arbeitung/working through)(亦译“透析”),以此方法来重写现代性。这种重写并非从头开始找一个绝对真实的零度状态的史前史起点,也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回忆那被压抑的无意识的过去,而是“既是回归又是想象未来”的双重性过程。“重写”并不像我们最初期待的那样,能够还原或再现最初的场景,与其说它是在回忆,不如说是在忘却;与其说它是在提供关于过去的知识,不如说它是一种突破规则、创造现在与未来的艺术活动。

       作为马克思思想史的书写者,我们有重写思想史的义务与能力,而没有必要简单挪用利奥塔的方式。但他对自己历史的无意识的强制重复的批判,对寻找原初历史真相神话的批判,和对通过回复与展望的双重努力的渴望,是有借鉴作用的。利奥塔重写现代性的努力与初衷并非是一笔勾销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合法性,而是指出现代性宏观叙事的粗暴性,试图展现被压制的那些沉默的环节与声音。重写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学者们自然不能回避与否认的传统专业思想史中曾经被压制的某些不在场的沉默声音。恢复这些场面与声音,不足以颠覆或危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整体合法性或崇高感,倒是有助于实践性地阐释这部崇高历史的复杂性与开放性的内涵。

       在列宁著名的《谈谈辩证法》一文(1915)写作整整一百年之际,写一篇从当代视野整体反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与经验教训,追问其未来走向的文章,无疑是必要的且有充分理由的。问题是从何种角度入手来写这一百年、甚至远推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创立至今的170年的历史?一种惯常的写法是认为这部历史是不断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一部多元化的发展的历史,一部始终受到挑战因而需要明确的立场方法的历史②。

       作为对利奥塔以上所述的“重写现代性”方法的回应与借鉴,本文旨在从另外角度思考这部历史。这就是思想史有着“发展性”之中的“重复性”,有着表面“多样性”之下的相互冲突着的“回忆性”,有着坚守立场与拒绝历史之对立之外的“修复性”。

       首先要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在表面的发展特征背后实际上是有其“重复性”的无意识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标准的”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形态、经典设想,而是通过“反复的”、多次的从反思自己哲学的思想与现实前提过程中,在反复地克服与超越古典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维前提的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的辩证法理解与想象的视野及叙述形式。“不断重复着的”与“修正着的”经典叙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最重要的“活东西”,而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某种辩证叙述形式固定化教条化,这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僵化的“死东西”。所以“重复性”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活的”生命力或者“韧性”的一面,也存在着被僵化的“死东西”的一面③。

       所谓“思想史重复性”之说,是针对曾经最为强势的进步积累性之范式而言的,既有褒义也有贬义。所谓褒义的重复性,是说思想史上总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与范式,会不时地间断性反复性地被讨论,而不像单线性进步论所假设的总是在一个问题上“走到黑”,或者在一个问题上不断积累,也不像断裂论所说的那样总是新问题不断。例如俄国思想史上的民粹派与合法派之争,这种现象其实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出现过,如日耳曼浪漫主义与法兰西主义之争。而今天的普世价值论与后殖民主义之争何尝不是这种合法派与民粹派之争的又一次改头换面的再生产?

       所谓贬义的重复性,是指思想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病症,即当一个时代与社会出现危机而人们没有新的思想灵感之时,就会重新陷入他们可能遗忘的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的思维定势与强制之中。如民族主义、虚无主义或者如马克思主义内部经常出现的修正主义现象,都是当社会出现了人们无所适从的危机,包括经济政治危机,特别是文化认同危机时,思想史上那些病症就会不请自来。就像弗洛伊德讲的精神病人,间歇性地无意识地做同一个动作,以此掩盖病人自己无法想起的那种焦虑恐惧。一旦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人们就会习惯性地想到通过货币流通控制来解决一切问题,而没有想到,货币诞生之最初原因就是经济生活中遇到了危机与矛盾,而不得不发明的一种转移方式。再如,在出现周期性动荡与政治危机时,人们就会想到民族、国家、爱国主义、政治强人,仿佛它们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忘记了国家本身恰恰就是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矛盾的一种征候④。虚无主义或价值多元主义似乎是现代历史的思想病态,其实这也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文化认同危机的社会文化病症。春秋战国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希腊化怀疑主义之于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之于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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