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多个国家，大屠杀①研究是学术界、文化界、教育界、政界的重要话题，涉及文学、哲学、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等多个研究领域，是重要的人文学资源。汲取这一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有利于反思国际和亚洲的人文学发展状况，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文氛围和良好的全球和区域秩序。 在西方大屠杀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即大屠杀是否可以言说。对这一话题的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论述出自西奥多·阿多诺，后来的相关言论大多是对于阿多诺论断的解读。阿多诺写道，“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1]这一论断几乎变成格言，被反复引用和不断解释。而视之为一道“禁言令”(Darstellungsverbot)[2]，即禁止在奥斯维辛之后进行文学再现的律令，则是最为引人注目的解读。 这一论断看似简单明了，但解释起来并不容易。这到底是“对于奥斯维辛之后创作的诗歌的评价，还是对于描写奥斯维辛的诗歌的禁令，还是对于战后艺术和文化的总体谴责”[3]，完全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一论断在不同的领域，包括“哲学、神学、美学、文学批评”等领域不断地“被引用，而与引用同样频繁的是误引”。[4]同时，大部分引用并非来自原出处，而是来自阿多诺之后的零星阐发。[5]阐释者之间有时发生激烈争论，但在争论中往往并非互相针对(talk to)或者互相反对(talk against)，而是互相无视(talk past)。[6]不过，如果细读这一论断原出处的上下文，就可以了解这一论断在阿多诺思想体系中的意义，也可以了解后人不同阐释中的合理与不足之处。 在做出这一论断之前，阿多诺做出了十分重要的铺垫。他说，“文化批评已经面临着文化与野蛮之间的辨证的最后阶段”。[7]这一铺垫属于平铺直叙，而随后的一句则是将平铺直叙格言化和警句化：文化(“写诗”)即野蛮。因此，这一论断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文化不但不是野蛮的反面，而是本身就是野蛮。阿多诺后来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说，“所有奥斯维辛之后的文化，包括对这一文化的极力批判，都是垃圾”。[8]由于文化本身即野蛮，希望文化能够阻止、战胜、消灭野蛮的愿望只不过是梦幻，根本无法实现。 阿多诺对于文学表达的“禁令”起初也许源于文学对于野蛮的无语。后来，阿多诺还借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提到了另一个“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希特勒将一个新的绝对命令强加给不自由的人类：必须将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组织得使奥斯维辛不得重现，使任何类似之事不可发生。”[9]这具有深刻含义：首先要有思想，当然也要有思想的表达；同时，思想必须带来行动——思想的表达本身也是重要的行动，而行动必须带来预期的结果。因此，这一“绝对命令”其实是对“禁令”的最好解释：文学必须伴随着思想和行动，必须禁止没有思想和行动并因而无法带来积极效果的文学表达。阿多诺后来进一步阐释了他的“禁令”，同时也回应了对于这一“禁令”的质疑和争议：“我不想软化在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论断，这一论断从反面表达了激活有担当的文学的冲动”。[10]在此，阿多诺所说的“从反面表达”实际上也就是否定或者扬弃肤浅的“担当文学”或者“感伤文学”，使大屠杀这一事件与这种文学彻底绝缘。②阿多诺在对于萨特等人的所谓“担当文学”的批判中，已经涉及到大屠杀文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学与现实(或者历史事件)的关系问题。阿多诺认为，担当文学“因为否定自身与现实的区别，作为艺术也就必然脱离现实”。[11]也就是说，艺术要与现实(或者历史事件)发生深层次的联系，就不能肤浅地鼓吹担当或者介入，因而融入现实。相反，艺术要在保持独立或者自主的情况下更为强烈地干预或者冲击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鼓吹选择或者抉择；而在阿多诺看来，所谓选择，重在被选择的内容，而非萨特所鼓吹的选择的形式。在现实中已被预先规定的情境中，所谓选择只能是抽象、空洞的主张，并无实际意义。[12]同时，文学不是指出出路，而“只是通过文学形式，抗拒世界的走向，因为世界还在用手枪抵住人类头颅”。[13]世界是野蛮的，如果诗与世界妥协，甚至同流合污，也就只能是野蛮的。 阿多诺对于“禁令”的阐述最早出现于1955年的论文集《棱镜》，而“不想软化”这一“禁令”的说法出自1961年的《文学笔记》(第二辑)。在1966年的《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以否定的方式再次肯定了这一“禁令”，而且深化了这一“禁令”的意义。从字面上看，阿多诺最后承认了言说的合理性，修正了以往的说法：“长年累月的受难有表达的权力，如同一个遭受酷刑的人有呼喊的权力；因此，奥斯维辛之后不可以写诗的说法可能是错误的”。[14]也就是说，以文学形式表现奥斯维辛的苦难实属正当合理，不应受到责难。然而，阿多诺随后立刻用一个转折词“但是”和一个强调结构“毫无错误的是……”(Nicht falsch aber ist…)[15]引向了一个比文学和文化更为深刻的问题：“但是，毫无错误的是要提出一个不甚文化的问题，即奥斯维辛之后自己是否还可以继续活着，特别是那些侥幸逃脱、本来会被杀的人们是否还可以继续活着”。这样的人“被噩梦所折磨，在梦中自己已不再活着，已在1944年被毒气所杀死，而此后的生命只不过是想象而已”。③这实际上指出了文学和文化的肤浅：在生命和生存的层面，文学和文化苍白无力；是否能“活”都成为问题，是否能“说”难道还有讨论的必要？“如果事关生存，却还关心艺术，那就是野蛮”。[16]因此，根本问题不是如何以文学形式表现苦难、纪念死者，而是在与死者一起不断受难之后殊途同归，走向湮没。没有任何文学作品足以表达死者的苦难，也没有任何文学作品足以纪念死者。不仅文学如此，各种博物馆和碑塔等纪念建筑的作用也只是警示施虐者和屠杀者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后裔，而绝非纪念。 阿多诺本人对自己的论断并无过多解释，但对其进行详细解读的后人甚多，如乔治·斯坦纳的解读就在英语世界影响颇大。他对于文化与野蛮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自己的解读，但他开出的药方离阿多诺的思想甚远。斯坦纳以自己的语言“引用”了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已无诗歌’，阿多诺如是说”。[17]他还不断回应阿多诺的“之后”说：“我们来自之后”。[18]他的解读没有阿多诺式的晦涩、模糊、迂回，而是直截了当、清晰易懂：“野蛮兽性有时为受过传统人文主义文化教育的人所强化和精致化。了解歌德，喜爱里尔克的诗歌，似乎无法阻止个人或者制度化的暴虐。文学价值和极端暴虐的非人性可以共存于同一社会和同一个体情感之中”。他还拒绝任何对这一问题的回避：如果说，“‘在集中营里做这些事的人只是自己说在读里尔克。他并没有好好读’。这恐怕只是托词。他很可能的确好好读了”。[19]他总结说，“不像马修·阿诺德和李维斯博士，我无法自信地宣称人文学可以使人有人性…在美学反应的培育和个体的反人性潜能之间可能存有隐秘的联系”。[20]他对此开出了一系列药方，包括学习新兴学科和传统人文学科所忽略或者排斥的学科，例如语言学、西方以外的语言和文化、比较文学、科学、数理逻辑、音乐、棋类等等。④这些药方虽然杂乱，却也显示出一定的乐观主义，似乎认为野蛮之恙有药可医——这与阿多诺的做法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