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着传统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型所诱发的诸多社会政治难题，19世纪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复杂多元的社会政治改革运动，即进步主义运动。它犹如美国历史中的“金苹果”，引得学者们竞相研究，成果迭出，而又流派纷呈。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受力主变革的奥巴马入主白宫的影响，美国学界对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热度更是有增无减。近年来，关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研究方法与视角也不断更新。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充分利用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中的一些新趋势进行概要的梳理。 从民族史观、大西洋史观、太平洋史观到全球史观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始于进步主义运动如日中天之时。可以说，进步主义史家率先开启了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进步主义史家适逢美国史学的学科化、专业化之际，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的建立与1895年定期出版《美国历史评论》，可以看作是美国历史学学科化的重要标志。①此前，美国史学主要由业余史家来撰写。与此同时，美国史学的学科化与该时期的美国民族国家制度建设又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民族史观则成为当时美国史学的主要叙述方法。尽管当代美国史家托马斯·本特认为：早期的进步主义史家，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查尔斯·比尔德等，都意识到了要将美国史学置于更为恢宏的历史叙事之中，而不能局限于民族史观。②但事实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民族史观都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主要治史范式。 可以说，无论是早期的进步主义史家、二战后兴起的以理查德·霍夫斯塔特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史学、相对中立的“组织论”史家、还是新左派史学③，他们对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事实上，大都将其看做是美国独有的运动，是“美国例外”的又一证明，而较少将其与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运动与思潮联系起来进行考量。这种历史叙述方法因公民教育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进而无法认识到更为真实的历史。对此，丹尼尔·T.罗杰斯写道：“纠缠于公民教育的简单化关系，各国的历史描写都吸收了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专注于民族差异问题，倾向于具体描述各自国家的独特文化、独特历史、‘特殊道路’(Sonderweg)、例外主义等。……但是从最坏处说，结果造成了历史中能够展现民族国家可渗透性的连接点被砍掉(而超越国界的力量恰恰在这些地方做了最重要的工作)。叙述部分也常常缩减到国家范围内，民族国家的边界成为历史分析的囚笼。”④ 因此，一些不满于民族史观的史家试图从跨国的视野探讨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史家试图运用大西洋的视角⑤，探讨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这方面的成果有：本杰明·R.比德的文章《美国进步主义的外来影响》(1956)、阿瑟·曼的文章《英国社会思潮与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改革家》(1956)⑥、尤尔根·赫布斯特的专著《美国学术研究中的德国历史学派：一项文化移植研究》(1965)⑦、小阿瑟·A.易可施的专著《美国进步主义：从西奥多·罗斯福到伍德罗·威尔逊时代的研究》(1974)⑧等。这些成果主要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政治思潮对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兴起的影响。这种民族史观的不足之处在于：未能从该时期欧美的社会政治改革思潮与运动的过程与影响等方面展开更为全面的比较。 及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一批具有大西洋视角与太平洋视角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种跨国研究的涓涓细流逐渐具有了澎湃之势。基于大西洋视角的研究日趋成熟。这方面的成果有：梅尔文·斯托克斯的文章《美国进步派与欧洲左翼》(1983)⑨、詹姆斯·T.克罗潘伯格的专著《不确定性的胜利：1870至1920年间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思潮》(1986)⑩、丹尼尔·T.罗杰斯的专著：《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1998)(11)、阿克塞尔·R.夏夫的专著《1875至1920年间美国的进步派与德国的社会改革：泛大西洋背景下的社会伦理、道德控制与调控式国家》(2000)(12)、马克·斯蒂尔斯的专著《进步派、多元论者与国家问题：1909至1926年间英美改革的意识形态》(2002)(13)等。这些研究成果大大拓展了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的跨国比较研究，不过在涉及到该时期的美国社会政治改革到底多大程度上受大西洋国家的影响上，仍然是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答案。换句话说，这些研究成果更多地体现在欧美社会政治改革理论家的思想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方面。诚如罗杰斯所言：“在面对如此多重因素决定的一系列差别时，困难在于说明这些差别到底实际上造成了什么样的不同。”(14)也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进步主义时代是一次大西洋国家社会政治改革运动与思潮的交汇的话，那么，这是第二次。因为早在内战前美国的改革家教育、精神健康、成人犯罪、少年犯罪以及济贫法等方面就开始学习、参照、借鉴欧洲的改革经验。(15)更为重要的是，该方面的研究忽视了太平洋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中国等对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影响，带有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