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的政治意义:英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构过程中的友谊会

作 者:

作者简介:
闵凡祥,男,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英国伯明翰大学医疗史研究中心与现代英国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从事欧洲近现代史、英国社会福利制度史、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江苏 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求是学刊

内容提要:

18、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是英国以友谊会为主体的互助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它们对此期间及以后的英国社会产生了意义极为深远的影响。尽管友谊会不具有明显的政治诉求,仅是以成员间互助为根本宗旨的自治社团,但在英国国家主导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构过程中,它仍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影响。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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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5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1-0152-12

      尽管学者的已有研究认为,福利国家是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1](P7)[2](P1-9),但我们却发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社会的英国,却并不是最早在社会福利领域进行国家立法、建立起国家主导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从第一项现代社会福利立法的通过与实施时间来看,它明显落后于德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挪威、芬兰、荷兰等欧洲后发工业化国家。在时间上,英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立法—1908年养老金法案的通过,比德国晚了19年;第一部国民健康保险立法比德国晚了28年;第一部工伤立法比德国晚了62年。[3](P454)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英国前福利国家时代发达社会保障网络的存在①,在减缓国家全面卷入社会福利事业紧迫性的同时,也为国家通过全国性社会福利立法、建立国家主导型社会福利制度造成了诸多“障碍”。其中,又尤以友谊会(friendly societies)为代表的互助组织的影响为大。

      自17世纪末[4](P2)[5](P13)兴起以来,绝大多数友谊会都刻意地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较远的距离,很少积极参与和组织与现实政治有关的活动。它们的日常活动主要围绕群体的自我教育与自治、成员间互相帮助、共同娱乐而展开,帮助其成员获得有效的社会保障与救助,在遭遇危难时顺利渡过难关。实现所谓的“自助”(self-help)与“独立”(independent),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是其活动的根本目的。因此,同当时同样为工人群体组织的工会相比,友谊会组织本身及其活动具有明显的去政治化色彩。但是,作为当时英国社会中受人尊重的主体劳工的代表及其对数百万之众成员的控制约束力和现实生活影响,它又无时无刻不是让议会和政府对之予以认真考虑与对待的一支重要潜在政治力量。同时,其所组织与实施的一系列地方性和全国性“去政治化”日常活动,也极为重要地维持了英国的社会与政治稳定,构建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减轻了政府的济贫支出与维稳负担,从而使其能够专注于世界霸主事业。但是,对任何威胁或潜在威胁其生存与利益的政府行为,友谊会都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并对之做出迅速反应,随时会由一支消极的政治力量转变成一支具有巨大影响的积极政治力量,反对或要求修改议会的政策与立法提案,影响政府的制度设置计划,不仅使英国政府的社会改革带有明显的阶级妥协性与渐进性,而且也使英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在构建过程中较好地照顾到了劳工群体的诉求,带有明显的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国家与社会紧密合作的特点,而不只是一种为政治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独断设计和社会被动接受的政治强力安排。

      友谊会组织的广泛存在,及其对成员提供的广泛价廉质高的社会救助与福利服务,在帮助其成员克服人生中困难时期,维持基本生活所需,避免陷入贫困,防止他们因贫困和无所求助而趋于激进,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发展,减轻政府济贫负担的同时,也降低了劳工群体对国家福利服务的诉求程度和政府全面卷入社会福利事业的紧迫性,在一定程度上延滞了国家主导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在英国的建立。

      对友谊会运动这一课题的研究,英国本土及其前殖民地地区的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地区在其殖民化时期和独立后,受英国的影响,友谊会组织的活动也特别活跃,对其社会的影响也极为强大)的学者多有著述,所选择的论述内容与视角也各有侧重与不同。②对研究该课题的中国学者来说,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国内学界对该课题的关注较晚,成果也相对较少,目前只有丁建定教授和笔者曾做过一些初步研究。③

      本文拟在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通过进一步发掘和解读一些较为早期的相关文献,对友谊会运动对18、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英国社会所产生的“隐性”与“显性”政治影响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以期能深化国内学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展示英国经验中互助福利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为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提供一些经验启示:科学认识社会中以群体互助为根本目的的社会团体,客观定位其在社会福利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予以合理的政策与立法规范和引导,构建一种和谐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友谊会福利及其影响

      友谊会成员间的互惠互助,一直是前福利国家时代英国社会保障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给予其合法性认可的1793年友谊会法案(the Act for the Encouragement and Relief of Friendly Societies,1793;又称Rose's Act,1793)所描述的那样,友谊会是一种“组织良好的社团,会员通过连续不断地缴纳会费,构成一笔存款或基金,用以救济其成员中那些因年迈、疾病和身体虚弱而需要帮助的人,以及那些死亡成员的妻子和孩子,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所需”[6](P26),它们在18、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英国,一直是劳工群体中大多数人获得社会福利服务的最重要来源,是他们在病、老、弱、死以及遭遇其他事故等困难时赖以依靠的一张较为坚实的社会安全网。以成员持续向社团缴纳会费取得的成员身份为前提,友谊会在其成员生病、遭遇事故或年迈虚弱之时,会自共同基金中为其发放疾病津贴;当其成员本人及其家人生病时,友谊会的签约医生会为其提供价廉质高的医疗照顾和药品;发放死亡抚恤金,为死亡成员举办体面的葬礼;为死亡成员的遗孀和未成年子女提供金钱资助和生活帮助,保证其基本生活所需;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帮助,发放就业旅行津贴;为年老会员提供养老金;乃至为其成员提供孕期补贴等。[7](P334)那些“体质不健康的人,或者不幸失去视力、中风或其他原因而永远不能自行谋生的人,都特别地成为救济对象”[8](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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